【世界公民】

吉隆坡十五碑，车水马龙，新兴酒店与商业大厦在旧称Brickfields Road的Tun Sambanthan大路延伸开来，来来往往的车辆偶尔造成塞车，熙熙攘攘的人潮，除了一部分是在这社区生活或购买日用品的民众，更多的是国内外游客来此乘搭巴士或转搭轻快铁，在这装载着各族胼手胝足的历史场所，其实没留下多少印记。

一直到离开充满政治布条风景的Sambathan路，吵杂声散去，再转进Jalan Berhala，过去被称为Temple road的地区，首先映进眼帘的是路德宗教堂（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再往前就会看见锡兰佛寺大寺院（The Buddhist Maha Vihara）。

锡兰人移居马来半岛

19世纪初期，锡兰商人开始来马来半岛从事商业交易，或当工匠等，但留下来定居的并不多，直到1874年邦咯协定签定后，英国获得干涉马来半岛土邦的权利，遂开始引进一些锡兰人移居来马当政府官员、铁路局员工以及文员等。锡兰当时受英国殖民统治，大部分人都懂得英语，同时熟悉英国政府机关的运作方式，比起其他族群，既容易沟通且更有效处理事务。

锡兰移民分成两大族，来自Jaffna的淡米尔人，以及信奉上座部佛教的僧伽罗人。飘洋过海到到陌生的异国，成为“他者”，新进移民难免感觉惶恐不安，需要寻求熟悉文化的连接，宗教是其中最强的慰籍，宗教中心也是维持文化认同的场所（注1）。僧伽罗人初抵马来亚不久，因为当地没有上座部佛寺作日常膜拜以及熟谙宗教仪式的僧人，而蒙受不便，遂要求建宗教场所。在英殖民政府的帮助之下，1889年第一间锡兰佛寺Bodhi Langka Ram Vihara在霹雳太平建成。

1891年，原在锡兰公共工程局工作的史普恩纳（Charles Edwin Spooner）被招聘到雪兰莪担任总工程师。他在锡兰居住十五年，会说流利的僧伽罗语。他在十五碑建造雪兰莪州立工厂，以制造砖块等建筑材料。由于需要大量的政府工作人员，他引入锡兰公共工程局的下属，推开锡兰人定居吉隆坡的历史之门。

本土第二座锡兰佛寺

1894年，锡兰的僧伽罗人创立锡兰佛教精进会（Sasanabhi Wurdhi Wardhana Society，SWWS）（注2），这是巴生河谷最早注册的佛教组织。佛教精进会在草创初期除了有政府护航之外，捐款者也多来自各族群的头家。

成立之初，佛教精进会共有87名创会会员，其中大部分是公务员，数月之后会员激增至400人。在政府授予十五碑的约两英亩土地之后，史普恩纳太太进行佛寺奠基仪式，这铭文石碑在20世纪初佛寺主殿建成之后被嵌进外墙里。十五碑的这座锡兰佛寺是马来亚的第二座锡兰佛寺。

1896年的雪兰莪政府宪报就提到锡兰佛寺的第一座主殿建筑的捐献者有华人领袖，如吉隆坡丹叶观盛、陆佑、陆秋杰、辛炳与儿子等，同时也有来自印裔社区的头家，如K. Tambusamy Pillay以及R. Doraisamy Pillay等。

从记录看来，同年政府也批准毗邻的2英亩土地，第一任佛教精进会主席TA Gunasekera（注3）支付当时的币值150元之后，不知何故再也没追究此事。这块土地而后由路德宗教会所有，现建有学校与教堂。

19世纪的十五碑，属于荒莽丛林之地，信徒自行开辟小路进入被原始密林包围的锡兰佛寺。从巴生河东岸到寺院的唯一通道路线，在当时只有一两个木杆，信众必须冒着生命危险颤颤巍巍穿过河道。

1897年，吉隆坡数位头家出资援助，建成一座木桥，连结河岸两方。这里也曾栽种多株椰树，信徒把一簇簇椰子卖掉并把所得归佛寺，这笔款项曾是佛寺主要的收入来源。可惜60年代之后，椰树摇曳的风姿再不复见。

反共时纳入华裔信徒

锡兰的僧人可用英文和方言沟通，吸引不少不谙华文的海峡殖民地华人前来接触上座部佛教。1948至1960年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佛寺僧侣接待并安抚被驱逐出传统土地的华裔村民。

村民被政府安置在新的定居点，为打击共产党，马来亚英殖民政府邀请来自锡兰的十五碑佛寺住持达摩难陀法师（Ven. K. Sri Dhammananda）到新村说佛经弘法，使更多新村华人有机会接触佛法。慌乱不安的岁月里，上座部佛教反而得以稳定发展。随着时代推移，越来越多华人到锡兰佛寺，这时主要的捐款者也来自华人社群，信徒的族群比例大幅改变，多元色彩逐渐进驻这些上座部佛教派系的寺院。

起初为了保存自身语言文化，佛教精进会以僧伽罗文与中文记录会议报告，同时会员必须是僧伽罗人。但随着时代变迁，一些僧伽罗人因政治经济因素选择回归锡兰，加上部分与其他族群通婚改教，原属于少数的僧伽罗社区更难以维持其文化特征。

1952年，达摩难陀法师来到十五碑锡兰佛寺之后，他理解到华裔占佛教信徒的九成，因而打开门户，让本土华人与僧伽罗人一起听法学习，更在1962年协助成立马来西亚佛教弘法会，征收华人会员，并出版中英文佛教义学读物。达摩难陀法师也积极以英语推动佛教信仰，因而享有“大马英语系佛教发展之父”之美誉。

达摩难陀法师孜孜不倦到各地讲经开示，乃至远赴沙砂两州，训练一批又一批弘法工作者，推动各地佛教会成立。达摩难陀法师也积极与其他宗教组织交流。1983，四大宗教组织，即佛教、基督教、兴都教、锡克教组织，设立非营利组织“马来西亚四大宗教谘询理事会”（注4） ，达摩难陀法师名列创办人之中， 该组织秘书处还设在十五碑锡兰佛寺。该组织向非穆斯林宗教信徒提供宗教咨询，推动跨宗教合作与对话。

上座部佛教传播中心

达摩难陀法师在2006年去世，继任住持的是其侄子Dhammaratana法师。他继续扎根社区的福利工作，救济贫穷年龄的弱势群体等是常年活动。

时至今日，全马僧伽罗人口只有四千余人，而一部分居住在吉打与霹雳北部，预计吉隆坡约两三千人左右。可以注意到的是僧伽罗信徒在锡兰佛寺的比例逐年下滑，佛教精进会还是只接受僧伽罗人入会，但常年会议报告却不再使用僧伽罗语。

佛教精进会于1929年开办星期日佛法学院，原本只以僧伽罗语弘法，在60年代之后也开始以中英文教授佛法，之后再无使用僧伽罗语，难得的是还是持续开办星期天僧伽罗母语班以及传统舞蹈课程。

今日十五碑锡兰佛寺成为马来西亚上座部佛教的传播中心，住持以及其他比丘依然是来自斯里兰卡的僧伽罗族出家人，而超过九成五的信徒是华裔，每年的卫塞节从锡兰佛寺出发的游行吸引了超过十万人参与。

锡兰人留下历史印记

锡兰人与十五碑有着密不可分的百年因缘。开端是史普恩纳于十五碑建造州立砖造厂，大批受过良好英文教育的锡兰人开始到来，接着20世纪初期，十五碑锡兰佛寺建成，之后史考特路（Jalan Scott）的斯里干达苏阿米印度庙（Sri Kandaswamy Kovil）也跟着完成，这两座佛寺与兴都庙宇各自代表着当时锡兰最大族群，即僧伽罗人以及淡米尔人的精神依归之地。1915年，建成“百户宿舍”（100 quarters），入住者是吉隆坡的公务员，大部分是锡兰人。这些十五碑建筑留下锡兰人厚重的历史印记。

如今走进锡兰大佛寺，站立在60年历史的莲花喷水池看净水潺潺流动，漫步在建于1971年的国际佛塔，到英殖民地风情的百年主殿礼佛，最后停在正大兴土木的佛法大楼前（注5），想象十五碑周边地区鸿蒙未辟，经各方努力耕耘，百年后终开辟成乾坤朗朗之地。

注释：

1.参见陈秋平《马来西亚华人佛教多元性之形成》。

2. 在1918年之后更名为Sasana Abhiwurdhi Wardhana Society，简称SAWS。 Sasana是巴利文，意为（佛的）“教导”，Abhiwurdhi Wardhana则是梵语，为“进步，发展”之意。

3. 他是政府审计办公室的书记

4. 马来西亚道教于2006年加入，之后更名为“马来西亚五大宗教谘询理事会”

5. 佛法大楼Wisma Dharma Cakra，是一座多用途的大楼，包括有大礼堂、课室、辅导室、禅修台、会议室等。

曾慧玲，背包十年，以出走当生活。记录旅程的方式，就是听当地人说故事——多段“听见”，编成我的世界人文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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