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冷战与马来亚民众图书馆协会

【一笔之力 】

去年11月，获民众图书馆管理员告知，管理层认为图书馆营运未达预期效果，决定于隔年1月31日后休馆，直至另行通知为止。

如无变数，这个月底将会是隆市中心自2015年人文图书馆闭馆后，又一间图书馆在这长满高楼大厦的城市画上句号。

这间民众图书馆坐落在隆雪华堂后边的大厦底楼，创始于1950年代，全称为“马来西亚民众图书馆及研发中心”（Malaysian Public Libra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re），它既参与马来西亚的建国运动，也跟当时风起云涌的冷战撇不开关系。因此，这是个重要的、活生生的文化历史遗产，如今却在组屋底楼安静地度过余日。

星马各地遍设民众图书馆

马来西亚民众图书馆及研发中心于1954年创办，初期设于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底楼前座左边议事厅，约于1966年2月迁入现址。1954年9月27日起招收会员，入会基金二元、月费一元，学生享半价（《南洋商报》1954年9月29日）。半世纪后的今天，涨幅极微，入会基金不过五元，月费五元。

按早期规程，该图书馆全称为“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主办民众图书馆”（下文简称吉隆坡民众图书馆）。尽管早期章程如此声明，但民众图书馆并非大会堂的一时创举。在当时，星马各地遍设民众图书馆，情形就像今天的7-11便利店，总有一间在附近。

而且这些民众图书馆，无论是规模、营运模式与理念大体相同，它不只提供书籍借阅服务，即所谓静态图书馆；也开设成人教育班、举办园艺活动、篮球乒乓羽球等赛事、提供奖学金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动态图书馆。

凡此种种说明，民众图书馆是在组织的策动下在星马各地广泛设立的。这个组织，就是马来亚民众图书馆协会（Malayan Public Library Association；下简称图书馆协会）。

图书馆为中心的文化运动

追根溯源，图书馆协会的创办可能跟马华公会于1950年代初期在华社底层透过福利活动扩张影响力有关。当时马华公会旗下文化小组在马星各地开办成教班，长期目标是希望设立新村图书馆、新村奖学金、新村球赛等，只是限于经费困难，未能实现（《南洋商报》1953年4月19日）。

1953、54年，由于政府禁止政党经营福利彩票活动，马华公会失去经济支柱，成教班陷入困境，被迫宣布停办（《南洋商报1954年1月7日）。成教班结束后，上述文化小组的长期目标与成教班转由非政党属性的马来亚民众图书馆协会继续推动。

马华公会甚至在常年报告书中提及“马华公会对此一个为马来亚服务的纯粹文化团体，有加以维护之责。”（《南洋商报》1956年5月22日）说明该党把图书馆协会视为己出。

图书馆协会发起于1953年，至1955年3月正式注册成立，主持人包括有马华公会背景的梁长龄和温典光。如前所述，该协会目标是在星马各地广设图书馆、开办成教班、举办各种文娱康乐活动等，从而发起了一场以图书馆为中心的文化运动。

1954年2月19日，《南洋商报》报道：“本邦各热心人士及团体，因鉴于马来亚各小城市与新村教育及文化工作之重要，最近曾发起在该地设立图书馆运动。彼等正着手组织一图书馆协会，以促进该工作。”该协会筹备委员包括教育、文化、商界人士与马华公会和各社团代表，并且取得自由亚洲委员会（Committee for Free Asia）同意合作。

“此运动完全为文化性质，与政治无关。”该报道接着表示。

美国援助对抗共产主义

在那冷战年代，政治敏感时期，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家破人亡，这番去政治化宣言，似乎很合理，但似乎也超乎合理。发起人的马华公会背景、自由亚洲协会的介入等等，很难不让人有诸多揣测。

其实，早在草创初期，1953年，温典光在寻求自由亚洲委员会的Robert Sheeks协助时，就曾指出，图书馆计划不仅能提升村民文化素质，还能够对抗共产主义（Wen Tien Kuang, “How and Why New Village Libraries Came into Being”, Malayan Mirror, 30 June 1954；转自Lim Huck Tee 1970, Libraries in West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L: University of Malaya Library）自由亚洲委员会就是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前身，是美国政府以非官方身份，透过资助文化活动来围堵共产主义的机构。

回到图书馆协会的文化运动。基本上，它的图书馆计划，是以自主自励原则运作，凡认同该协会理念者可与当局洽商，协会将供给一批图书杂志。各地图书馆经费筹办一切自理，并需缴纳若干费用给协会以维持日后对各馆的供书与其他服务。协会将监督各地图书馆之运作。

按计划，先于吉隆坡附近新村试办若干小型图书馆，然后在城市建立中央图书馆，再扩展至联邦各地。资料显示，最先设立的五间民众图书馆，计有曾江南区、曾江北区、双溪威、沙登与士毛月。嗣后决定在吉隆坡成立中央民众图书馆，该图书馆除了提供民众借阅书刊，同时作为临近新村民众图书馆之“神经中枢”，调节图书供应（《南洋商报》1954年4月16日）。

1954年4月26日，中华大会堂召开常务董事会，议程包括商讨“设立华文民众图书馆”事宜，无疑是倡议中的“中央民众图书馆”了。当时会议推举梁长龄、陈济谋和温典光三人为专员，负责筹备图书馆设备与起草借书细节（《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庆祝五十四周年纪念特刊》，1977年出版）。

据悉，开馆不久，吉隆坡民众图书馆新加会员达六百余人，每日前来图书馆人次达一百余人以上。如此盛景，今天难以想像。

这就是吉隆坡民众图书馆的成立背景。

必须指出，在那个年代，吉隆坡民众图书馆不能个别视之，而必须置于“设立图书馆运动”脉络中理解。首先，它是图书馆协会督管下的图书馆，虽有自主权，但仍须按章办事。其次，各地图书馆不仅与协会建立垂直关系，图书馆间也常有互动，例如举办州际篮球比赛。

值得一提者，在那独立大浪潮的时代，民众图书馆不能自外地，也投身于马来亚文化建设，提倡学习国语、推动华巫文化沟通，例如开设马来文民众图书馆。图书馆协会甚至在1959年出版了李栋兴编的《巫语实用课本》，以满足社会人士需求。

就在这独立建国氛围之下，民众图书馆全国遍地开花。根据统计，自1955年以来，图书馆协会在各地创办的图书馆数据如下：

 从表一看，高峰时期，全马民众图书馆总数达232间，相当可观。然而，似乎也是在那之后，图书馆数量开始下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无疑，星马各地民众图书馆都会有个别困难，但重要的是，我们要质问，它们是否曾经面对共同的全国性问题？

打击共产主义导致图书馆衰亡

林明民众图书馆所撰之馆史，可能提供我们一些线索。根据《林明民众图书馆25周年纪念特刊（1954-1979）》，1958年末，马来亚独立后的一年，社团注册官谕令全国各地所有附属性的民众图书馆需另行注册，经此一纸通令，该馆内外事务全面停顿，至1959年9月间才获准注册，名称从“林明客属公会附设民众图书馆”改为“林明民众图书馆”，从此成为一个独立机构。由于独立生存初期经营困难，该图书馆继续借用客属公会礼堂，直至1965年迁离，自立门户。

相当程度上，林明民众图书馆的经历是吉隆坡民众图书馆的缩影。由于无法获得齐全材料，我们仅能从现有会议记录稍作推测，整理如下：

 以上所见，吉隆坡民众图书馆从附属于大会堂的组织，渐渐变成独立机构，再从寄宿大会堂内部到搬离出来的过程。这经历与林明民众图书馆何其相似，我们大可据此推断，社团注册法令出台后，各地民众图书馆一时陷入困境，犹有近者，被迫停办。

然而，打击民众图书馆的不仅一事，而是一系列的事。1957年秒，政府通令，学校内不得附设公共图书馆，导致许多附属学校的民众图书馆，被迫关闭、移设他处或转型为学生专用的校内图书馆（《南洋商报》1957年11月26日）。

1957年的禁书令也影响极大，图书馆协会不得不与当局交涉，指出如果不检讨禁书令，“则现时之民众图书馆及学校之图书馆，将不能存在。”（《南洋商报》1957年1月8日）

除了以上事件，政府也从1950年代末60年代初逐步改变政策，最终不再津贴民办的成教班，导致成教班无以为继。

一连串的政令，背后是否有怎样的政治考量？

一个合理的解释，联盟政府为打击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拟定一系列针对性的政令，其结果是，图书馆协会曾经雄心壮志的“设立图书馆运动”，最终在高峰期后迅速转向衰亡。

这个说法不完全是揣测，林明民众图书馆馆史就记述道：

“50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1958年政府怀疑马共势力渗透社团组织，而谕令凡非学校之活动不能带入学校，并且凡是活动之组织，必须向政府申请批准为社团，因此许多原设在华校和乡区的民众图书馆都自动解散。本馆一切活动皆停顿。……1959年间政府为了对抗马共，防止共产党通过华文书籍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一举禁止了中国和香港十八家华文出版社出版的各类书籍，本馆为了避免违反禁令，经检查后，忍痛将千余本书籍付之一炬，损失约二千余元。”（《林明民众图书馆60周年纪念特刊（1954-2014）》）

馆史所未提者，是图书馆协会创办背后，本来就有反共目的。于是，一个以反共为目的的组织，吊诡地却落入共产党手中，惨遭渗透。

当然，情况可能不是如此，毕竟我们知道的细节不多。可能政府情报出错，民众图书馆根本没有被渗透。

无论如何，图书馆在那年代扩张得如此迅速，被共产党盯上，并加以渗透，似乎很合理。反过来，政府在面对一个迅速壮大的组织而感到担忧，并采取行动，也是自然不过的事。

民众图书馆反映生活史

时过境迁，冷战早已结束，然而这段历史我们所知不多。图书馆协会还存在吗？办事处还设在吧生路吗？照理它应该已经停办，什么时候的事？各地民众图书馆似乎从1960年代起各自为政，各个图书馆命运如何，还剩多少间？

我们所知道的是，许多图书馆倒闭了，一些则被借尸还魂，例如沙登的史里肯邦安民众图书馆，是由马华公会于1990年代重办，与图书馆协会无关。一些则似乎营运得不错，林明民众图书馆极重视史料收集与汇整，并出版若干纪念特刊。

至于吉隆坡民众图书馆，自1960年代中迁离雪华堂后，安分守己地在组屋底楼继续为民众服务。它似乎曾经尝试转型（否则名称上的“研发中心”四字不得以解），但最终还是老老实实地提供借阅服务。

获悉图书馆即将休馆后，与一位朋友聊起，才发现他从中学时代开始（那是二十年前的事）就是图书馆会员，至今仍是图书馆的常客。如此说来，民众图书馆不纯是建国史、冷战史，也是个人的生活史的一部分，我们似乎有必要搜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以便丰富化我们的历史故事。

近年来，因生活与工作关系，常出入华社研究中心集贤图书馆、国家语文局马来文档案中心、亚答屋84号图书馆和民众图书馆。这四间图书馆都在一公里范围内，步行即可抵达，相当方便。

这四间图书馆尽管毗邻而立，但各走不同路线。相对其他图书馆着重于学术研究，收集各类文献、国会报告、东南亚学、文化研究等，这些一般民众敬而远之或不感兴趣的书，民众图书馆的特点是丰富的大众化读物，包括流行小说、亲子、心灵、健康、烹饪、文史哲等。

少了一间民众图书馆，是周边其他图书馆所无法补缺的。

无论如何，作为一间社区为中心的图书馆，必须有群众基础，缺乏这个土壤，就别无办法。它可以选择移设他处，寻找读者。甲洞的小绿洲图书馆就是个不错的社区图书馆，与临近居民互动频密。

当然，它也可以选择挥挥衣袖，告别读者，走进历史，成为历史。

注：文稿完成后，收到消息说图书馆去向可能有变化，据说将搬迁他处继续营运。

---

吴小保，博大外文系中文组毕业，目前在民间研究单位任职。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