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社区”理解“大社会”：从北京社区改造谈起

【认知地图】

中国在去年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如今北京商务中心区的现代化景观展示了中国政府这些年来极力建造现代化城市的成果。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共产党建立政权后的根据地。

这座蕴含古老文明，有着庞大土地面积与人口的世界级城市，我们该当如何去理解它的前世今生以及现今的主事者呢？

社区就是社会的缩影

从北京市社区发展的角度出发，提供我们认识这个正在崛起大国政府的历史与社会变化。这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上被称为“社区研究”的方法论，提供我们“见微知著的透视功能”。

换句话说，社区就是社会的缩影，人们借此观察社区内不同主体的互动，通过“小社区”去理解当下的“大社会”。

在理解北京的城市社区前，须掌握它的历史背景。从历史上来说，北京一向是个政治权力斗争的中心，这里是政治和军事的重要据点，并且催生了四个定都北京的非汉人朝代，包括契丹人的辽国、女真人的金国、蒙古人的元朝和满族人的清朝。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决定定都北京。中共为了更加有效的管理城市，建立和新政权相应的基层政权组织，于是在解放北平后，就解除了旧有的保甲制度（1），随后建立城市街道办事处（街道）和居民委员会（居委会）。

虽然新成立的街道和居委会被视为政府的基层组织，但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1978年以前的北京城市社区实行的是“单位制”（2）。这意味着社区居民的工作与日常生活都和单位息息相关，社区的邻居即是同事也是邻里。

在单位制下生活的城市社区居民，单位代表他们的“身份”，满足生活需求以及维护家户的利益。这个情况导致街道和居委无法管理有单位负责的社区，他们实质能够管理的只是城市社区里不隶属单位的群众。

让社区自我管理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及单位制的逐渐瓦解，政府需要寻找能代替单位的管理体制，于是先前成立的街道和居委会成为用来取代的地区性资源。

街道扮演的是政府派出机构角色，肩负地区的行政工作；居委会则被赋予法律身份即“群众性自治组织”。两者的关系为：街道成为政府基层的代理人，并通过居委会接触社区居民。

政府在实行多年的市场经济计划后，已经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来治理国家，因此有意让社区自我管理以减轻负担。

前两年，北京市政府提出老旧小区改造的试点计划，目的是希望鼓励居民成立自管会，参与社区改造活动，从中培育他们自我管理的态度和能力。

观察社区内权力互动

我在参与这个项目的研究工作中观察到在社区里的政府、街道、居委会、积极分子和居民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各方的权力状态和互动过程。

首先，北京市政府委托了区政府成立领导小组负责老旧小区的改造计划，而属地的街道也隶属在内。我参与了数次前期的政府部门工作会议，区级领导在会议中强调居民参与的重要，但执行计划的街道官员却是抱持“参与是有现实条件的限制”的态度，例如他们认为应该单方面像是张贴通告，通知居民改造的事项即可，无需做到更细致程度的意见征求。

其次，政府希望通过居委会来推动社区培养自治能力，但是居委会本身的自治能力一直被人所诟病。许多研究都指出居委会乃是政府行政末梢的“一条腿”。原因在于政府通过委任居委会的主任（由党支部书记兼任主任）来掌握社区方方面面的运作。

事实上，在这个改造的项目中，我发现居委会仍然是政府在基层最重要的代理人，他们协助街道成立自管会、负责动员居民参与改造活动，其实主要都是在传达政府的政令或“心声”。

再来，是社区中的积极分子，意指积极参与到国家基层工作建设的人群，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动员和组织其他人一起完成国家的目标（一般是政治目标），是国家社会动员的重要管道，也是国家和社会个体之间的桥梁。

从观察中可发现居委会依仗社区的积极分子来支持自己或加强自身的代表性。例如这个小区的居委会在动员居民成立自管会、出席规划会议及征求空间改造意见等活动时，其实出席的大多数居民都是积极分子。居委会和积极分子为小区的空间改造提出许多意见。

最后是社区的普通居民，社区中大部分的居民对参与改造项目和成立自管会的事项所知不多。我在调查和访谈中发现小区中不少居民，其实不太清楚这项空间改造计划的内容，他们与积极分子之间所获得的资讯数量显然有所差别。

更重要的一个发现是小区居民的“抽象自主意识强，但具体行动力却不高”。换言之，居民觉得自己是社区的主人，不过却认为社区改造包括经费还是应该由政府负责。

党内变化是改革关键

从上述北京老旧小区的改造案例，可以发现社区中的国家/政府、街道、居委会、积极分子和普通居民，在各自不同位置上的权力状态。

从计划经济转型至市场经济转型期间，中国政府的“全能者“角色并无太大改变。在单位制时期，政府掌控了社会所有的资源分配；在市场经济时期，政府借由掌控街道和居委会 “柔性”渗透到社区。

虽然在市场经济时期，城市社区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包括单位制社区、新建商品房住宅小区、老旧街区和城中村等，由此更延伸出由市场力量带来的业主、物业管理等社区主体，但是政府的权力依然不容小觑。这是因为政府看似“不在场“，但仍然通过掌握街道和居委会，以“社区作治区”来管理基层群众。

总而言之，虽然政府有意“放手”让居民自我管理，但是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其特殊之处在于“政治代表性”，因此政府对这个地区的“有所为”或“无所为”，以及居民的态度，其实都在反映了如今中国主流的政治环境和治理状态。

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共产党的领导发展唇齿相依，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现实，因此共产党未来党内的政治生态是影响政府角色治理改革的关键点，而社区内各方如何互动则提供我们一个观察的平台。

注释：

1.保甲制度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基层社会组织。统治者用以把居民组织起来，作以赋税、征发徭役、维持地方秩序、教化等功能，是集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在一体的更加基层行政组织（郭圣莉，2006）。也被社会学者评价为是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用来稳固统治、加强对基层民众的监视与控制的一套制度。

2. “单位制度 ，即指中国在1949年后，为了管理公有制体内的人员而设立的组织形式。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单位制度具有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三位一体功能：单位人员主要是公职人员；单位可以决定人们的职业 、身份 、消费能力 、价值观念甚至社会地位的高低；单位也是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实体（何亚群、王明生，2005）。

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阅读以下参考书目：

1.肖林 (2011)， 〈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第26期(04)

2.王铭铭 (1997)，〈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社会学研究》，第01期

3.何亚群、王明生 (2005)，〈单位体制与社区体制：当前我国城市社会整合的二元模式探析〉， 《广东社会科学》 第6期

4.郭圣莉 (2006)，《居民委员会的创建与变革——上海市个案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5.陈周旺 (2019)，〈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改革开放的政治学逻辑〉，《学海》，第01期

古燕秋，中国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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