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文化政治契机与玄机
【青红皂白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抢在2019冠病疫情的危机之下举行大选，却不见太多选民因惊慌失措而投向执政党，反倒给两党制带来了空前的契机。
今年七月竞选期间，工人党错过了一场第八波道的华语辩论，顿时令支持者捏了一把冷汗。现场竞选演讲已因疫情一概取消，眼看“潮州怒汉”刘程强等几位擅长中文的将领都不上阵，组屋区里成日听见行动党以各种方言强调这次大选关系到大家的生命、工作和未来，老一辈选民是否就认定执政党才是“自己人”呢？
尽管行动党接下来，还翻辣玉莎的旧贴文来炒作种族矛盾，工人党终究是突破重围，在东北部赢得十个议席，党魁毕丹星还按英国制，被封为国会反对党领袖。这是否意味着阶级意识的抬头，以及种族政治的过时？
【青红皂白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抢在2019冠病疫情的危机之下举行大选，却不见太多选民因惊慌失措而投向执政党，反倒给两党制带来了空前的契机。
今年七月竞选期间，工人党错过了一场第八波道的华语辩论，顿时令支持者捏了一把冷汗。现场竞选演讲已因疫情一概取消，眼看“潮州怒汉”刘程强等几位擅长中文的将领都不上阵，组屋区里成日听见行动党以各种方言强调这次大选关系到大家的生命、工作和未来，老一辈选民是否就认定执政党才是“自己人”呢？
尽管行动党接下来，还翻辣玉莎的旧贴文来炒作种族矛盾，工人党终究是突破重围，在东北部赢得十个议席，党魁毕丹星还按英国制，被封为国会反对党领袖。这是否意味着阶级意识的抬头，以及种族政治的过时？
“多元种族”政治模式能否转型？
自国会辩论展开以来，工人党所力主的最低工资制，很快就成了唇枪舌战的焦点。与此同时，工人党主席林瑞莲也以大选结果为例，提出新加坡人能够朝向种族色盲社会的目标迈进。
虽有十分之四的选民投票给在野党，执政党还是持有三分之二的议席，仍有修改宪法的权力，在野党始终只能说是扮演“监督”的功能。
党魁毕丹星如今宣布工人党议员将从五大方面来探讨国家政策，分别为医药、人口老化及退休问题，就业、企业和经济问题，教育、社会不平等和生活费问题，房屋、交通和基础设施问题，以及国家持续发展问题。他也建议国会成立更多专责委员会，来针对政策与法律等问题举行对话。
总理李显龙在大谈“开放与建设性”治国方式的同时，却批评了一些选民投给在野党的考量是基于一种“买一送一”的心态，借用经济术语来说，等于是“搭便车”（free-rider）的行为。这个字眼似是暗示选民立场不坚定，以致在野党不劳而获，又似是斥在野党的支持者为大逆不道，结果很快地就招来网民的冷嘲热讽。
新加坡自1959年获得自治之后，一党独大的局面便开始根深蒂固，甚至成为难以动摇的“正统”。其中有两个最简单的原因。首先，左派力量在新马闹了一场合并与分家之后就因内安法被瓦解掉，反殖民主义自此由种族政治所取代，新加坡自视为东南亚的以色列。随着外资引入和城市建设所带来的安逸生活，政治意识也通过大众传媒和教育制度的整合而被淡化，除了行动党的金字招牌，根本想象不了别的可能性。
其次，1987年上演了“马克思阴谋”事件后，新加坡政府次年就以确保少数族群有国会代表的理由，发明了“集选区”制度，这自然是给竞选的在野党制造了障碍。1989年以社会和谐为名而实施的“种族比例政策”，自然也暗藏着不让少数族群聚居而为反对票造势的玄机。但就如林瑞莲这回也提出的，少数族群居民多年来只能向同族购买或出售组屋，结果是影响成交价格，带来经济负担。
近十几二十年来，全球化的趋势令新加坡人带来不少在就业问题和生活费方面的压力，不免会有更多政治诉求。假如说，如今工人党代表的是超越族群的意识，是低收入及被边缘化人士的声音，执政党急切要打击他们的声望，也是昭然若揭的。
“华人优势”与种族和谐问题
大选期间，工人党候选人辣玉莎遭人翻出两年前以及大选前，曾在社交媒体发表关于新加坡执法对各族群背景有所差异的言论。虽然她立即公开道歉，网上也有不少包括华族人士在内的民众群起声援，行动党方面仍穷追不舍似地发表文告大肆渲染，指责她口出“破坏华人与基督徒情感的歧视性言论”。
盛港集选区的工人党团队最终是以52%的得票率胜出，这也许意味着选民目前最关心的还是民生问题。团队中毕竟还包括了有经济学博士资格的林志蔚，他先前已经凭着电视辩论里文质彬彬的表现一炮而红，一改人们视在野党为草莽英雄的印象。
与此同时，行动党挑起种族情绪的计谋也可能起了反效果，一方面或许是年轻的选民不再轻易受种族主义左右，另一方面又或许是年长的选民见过世面，犹记得1997年的工人党候选人邓亮洪如何被指为“反基督教”的“沙文主义者”，后来被迫流亡，如今都见怪不怪了。
辣玉莎曾坦言受过黑人女性主义的影响，她和莫哈默法理等工人党的新进候选人其实都不单纯地以代表少数民族权益自居。行动党方面极力攻击辣玉莎的举动，其实恰恰暴露了新加坡多年来所标榜的“种族和谐”很容易限于形式主义，未能保障少数族群对于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也能有自由言论的空间。
辣玉莎关于种族待遇的言论遭人报警后，也带来连锁反应，一些新加坡人也报警指责副总理王瑞杰去年在一场座谈会里，认定老一辈国人仍未能接受新加坡由非华族担任总理。警方咨询总检察署后，表示王瑞杰的言论并非煽动，也未触及法律。但这一小插曲，无疑反映了新加坡人对“华人优势”的论述，有一定的敏感度。
有关“华人优势”（Chinese privilege）的言论，近几年来开始在新加坡浮现。但除了少数知识分子推动相关的反思或批评以外，官方与民间长期以来，欠缺坦诚而理智的公开对话平台来化解种族矛盾的复杂问题，报警就变成了发泄或报复的伎俩。
比如去年一则电子支付（E-pay）的广告，由某华族艺人一个人全部包办，把脸涂成棕色来扮演四大民族，引发“brownface”争议，印度裔的网红Preeti Nair和Subhas Nair录制了一首饶舌歌来讽刺，结果模仿美国歌曲的粗口唱词被认为对华人不敬，广告制作和饶舌歌双方都遭人报警。当局事后顶多只说“棕色脸孔”的广告品位低，似乎没深一层去理解为何印族人士对肤色问题有所敏感。
动不动就以伤害种族情感的罪名来报警，其实往往是治标不治本，忽视了国人对于就业机会的平等问题有所诉求。很讽刺的是，最近有人在脸书上指责淡马锡控股宁可雇用来自印度的员工也不聘请当地人，淡马锡的何晶倒是立即斥之为种族主义。
其实种族区分之外，引进外国人才来带动经济之余，如何维护国民的生计，正是国内亟需探讨的问题，工人党毕丹星对于这方面，刚在步步为营地提出看法。
华社知识分子如何与异族对话
大选结束后约一星期，前教育部长王乙康就在学校庆祝“种族和谐日”的时候表示，将培训更多教师来引导学生更坦诚地探讨种族与宗教课题。其中提到“不经意的种族歧视”（casual racism），指的就是工作歧视之类较明显的不公平待遇以外，日常生活中可能冒犯其他族群的言行。
但很不巧的是，没过两天，网上就爆出新加坡出版的一本儿童课外读物《谁赢了？》，里面描绘了一个外号为“毛毛”，“皮肤黝黑，有一头油油的卷发”的小霸王，疑有种族主义色彩。虽然国家图书馆马上宣布下架并做审核，出版社名创教育也决定回收并为任何“误会”而道歉，作者却始终未出面解释。
不少网民对书中的内容非常气恼，英文报也有读者来信提出问责，而中文报的言论版则是以比较拐弯抹角或打圆场的方式来尽量缓和，一来是触及种族敏感问题和官方审核的疏忽，二来没有人出来承当，只好说是作者或绘图者对本地情况缺乏了解，不了了之。
但这一事件反映出来的就是中英文平台缺乏对话，以华文写作的知识分子一般不在其位，也就未对此事件表态，那又该如何来排除非华族族群的猜疑呢？
英语剧场方面倒是有人在八月初，及时反思新加坡近来的种族矛盾问题。以“摆渡组合”为名的一群剧场人，通过Zoom的网络平台，跨越新马和美国三地，别开生面呈献了好几场剧名为《是谁？》（Who’s There?）的演出 。
负责导演的是留学美国的年轻双语人才沈彦莹，和资深导演陈崇敬。剧中结合了网上清谈、调查问卷和纪录片等多媒体的方式来反映不同族群对“涂黑脸”和“华人优势”等课题有不同看法，同一种现象未必只有划一的立场。最引人深思的问题就是，华人在美国过去所受到的歧视，究竟和其他族群感觉在新加坡边缘化的情况有何不同，“华人优势”的说法是否恰当，到底如何去理解最好？
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不断强调所谓四大民族不同身份认同的多元文化模式，但实际上，英语为官方语言的至高地位一直没有改变，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华社，在死撑着中文水平的同时，其实已经把中文的主要功能退守在“修身”、“齐家”的层面，“治国”还是由英文源流的精英分子说了算，种族和谐的问题自然也难以见到维护传统的华社主动来调解。
如今以工人党为主的反对党，摆脱了和中文源流挂钩的刻板印象，反倒令人回想起八十年代惹耶勒南的时代，挑战至尊领袖的在野党，原本就是色盲的。
黄子明，新加坡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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