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文化鸿沟？从王雷赴作家节谈起
【青红皂白黄】
刚告一段落的新加坡作家节，这回因歌台艺人王雷受邀为嘉宾，闹得议论纷纷。其实，真是怕“卖鱼哥”惯用粗口，会把一场文化盛宴的格调给降低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联合早报》言论版几篇相关的文章看来，文坛界的非议也不纯粹是针对王雷或歌台文化，倒像是借机反映了以华文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似乎常自觉在英文主流社会里被冷落。
那到底是雅俗文化之间水火不相容，还是免不了有点指桑骂槐的意味呢？
【青红皂白黄】
刚告一段落的新加坡作家节，这回因歌台艺人王雷受邀为嘉宾，闹得议论纷纷。其实，真是怕“卖鱼哥”惯用粗口，会把一场文化盛宴的格调给降低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联合早报》言论版几篇相关的文章看来，文坛界的非议也不纯粹是针对王雷或歌台文化，倒像是借机反映了以华文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似乎常自觉在英文主流社会里被冷落。
那到底是雅俗文化之间水火不相容，还是免不了有点指桑骂槐的意味呢？
华文“作家”的包袱
其实王雷受邀参加的那场节目，一大早摆明就是要谈歌台文化，以他跑歌台的多年经验，是当之无愧的。他也并非只出了一本自传式的著作，就以“作家”自居。上台演讲时，他还不讳言自己的书是错字百出。
新加坡作家节（Singapore Writers Festival）可追溯到1986年的“作家周”，十年前开始“升格”为半售票模式。翻一翻资料就不难发现，早在2005年那一届的作家节，除了邀请到《活着》作者余华那等级的国际作家之外，也开始邀请诸如当地部落客“Mr Brown”（李健敏）和网红“下雪”之类的人物。另外除了科幻、犯罪小说等类别的作家，名厨出书等等都不在话下。
但大概根据华人或华文文艺界的一般理解，称得上“作家”的，绝非凡夫俗子，一则要懂得洞悉宇宙万物，一则要有字字珠玑的深厚功力，写起诗歌、散文来都自成一格。要不就是想象力极丰富，能够塑造出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精心经营出耐人寻味的故事情节。理想中，还该是“文以载道”，发人深思，甚至个人就俨然是道德标准的化身。
英文语境里的“writer”就相对为笼统，虽说还是以文学为中心，但也可以泛指任何一类写作的“作者”，包括报告文学等等。根据作家节网页的介绍，它的活动主旨除了呈献国际名作家之外，也在于推介当地和东南亚的“创意人才”，为作家、学者等等提供交流平台。它是面向四大语文源流（英文、中文、马来文、淡米尔文）的。除了每年有特定主题之外，还常以不同国度为焦点，远至北欧、南美等等。
五月左右举行的新加坡书展，倒是由华文书籍领尽风骚，得见中港台以及新马的中文作家汇集，比如去年就邀请了马国的黎紫书和张贵兴为嘉宾。其实书展和作家节现在都以推崇文学为主，也少不了文娱类读物和助兴节目，大概没那么凸显的则是文史研究或尖锐社会课题的讨论。
中英源流之间的鸿沟
顾名思义，一个书展，若以普及阅读为宗旨，稍为流于商业化也是无伤大雅的。受国家艺术理事会委托，而在前国会大厦（今为The Arts House）主办的作家节，在扶持本土作家，以及提高鉴赏能力方面，却不免令人有所期许。
作家节堪为多元文化的平台，按理还肩负促进不同族群间对话的使命。假如说，本地华文文学需要获得更广泛的认可，英译便是重要途径。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比如《红高粱家族》作者莫言，不也要靠依靠优秀的翻译吗？
然而，新加坡最薄弱的一环，偏偏是翻译工作。英译中是最为明显的，政府通告便常闹“匈牙利鬼节”之类的笑话（英文Hungry Ghost Festival，应指中元节）。脸书甚至有好事者设立了一个“新加破华文”网页，专事讥笑类似案例。
其实要给华文等母语尊严很简单，就是给予投资，大力支持翻译行业。新加坡政府却不买账，今年初倒是开始招募“公民译者”来义务把关，日前宣布已经有770人加入计划。有了这“八百壮士”，政府的颜面或许能保住，但文学翻译，特别是中译英方面，前景始终不乐观。
笔者曾听热衷于文学翻译的人士表示，以新加坡的环境而言，一般都只能在解决三餐温饱之余，凭着个人的爱好来默默耕耘。
假如受英文教育的新加坡人，对马华和新华文学初始以来的本土作家都毫无概念，事到如今，大家也只能见怪不怪了。早在三十年前，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统计已经显示，英文书的借出次数是华文书的三倍半，十本书只有两本是华文，一本是马来或淡米尔文，其余七本是英文书。
歌台有没有文学价值？
其实，假如新加坡的情况是任何类型的华文书都有市场的话，还有必要专挑歌台艺人来围攻吗？我个人觉得纳闷的，倒是今年新加坡图书馆的数据显示，2020年借阅次数最多的实体中文书，前五名都给言情小说霸占了。我在想，像我这种比较不解风情的男性读者，一般又有什么适合阅读的本地著作呢？
雅俗之间的分割并非绝对。金庸的武侠小说不就是将通俗文学提升到另一个境界，把神州大地的传统精髓与历代的英雄情怀都融入刀光剑影的娱乐之中？至于马来亚的森林，或星国最平凡的老街，也都可以通过不同类式的文学书写，而让人对往昔的历史情境有更深一层的体会。
今年作家节的主题为“罪恶的享受”（Guilty Pleasures），饮食文化和流行文化都是其中的课题。除了王雷之外，其实还有一场“曲中词”节目，特别向流行音乐致敬。
颜橦、潘嗣敬、陳日成三位文艺工作者搞笑演出，演绎不同的华语、粤语和闽南语歌曲，同时提醒大家，以前的唐诗宋词也常是供人吟唱的，《水调歌头》和《一翦梅》之类的词牌与词句，还在上世纪有了全新诠释。而当今林夕、方文山等许多填词人的歌词，也有自身的文学价值与风格。
我想顺便说一句，新加坡的歌台文化，也并非是一味媚俗，才足以代表草根文化。七八十年代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像明珠姐妹灌录的《木兰从军》，还有樱花、凌云的《桃花江》，不也很有民族风味？
王雷那场以“消失的行业”（Vanishing Trades）为题的分享，同台的有两位从事戏曲文化研究的专家，一位是专攻木偶戏的谢汶亨，另一位是考究流行与民俗文化的苏章恺，出版过几部和潮剧、歌台等相关的书籍。
他们或多或少都反映了传统文化的困境；木偶戏也许要在宗教场合之外寻求出路，戏曲另有不同新尝试，如线上演出。王雷则呼吁大家挺身而出，让中元会活动得以传承下去。
新加坡是寸土如金的岛国，各大方言的街戏在八十年代已经没落，地方戏曲也自此被官方视为“夕阳行业”，言下之意就是这种传统文化已失去经济价值。但为何地方戏曲不能和西方歌剧平起平坐，特设音乐学院，而是跟歌台一样，被认定为落后且低贱的玩意？这点或许又值得我们深思。
讲求高科技的人工智能社会
假如若干世纪之后，人类从数码化时代进入星际时代，我们现在所知的一切实体生活，甚至肉体的需求，都可以由影像信息取代，那会是怎样的光景？人们残留下的记忆又该是什么呢？
这里想介绍一下原订于作家节期间11月11日举行新书发布会的一部小说集：《遇见穿墙的女孩》（新文潮出版社）。这部新加坡的本土创作极具科幻色彩，魔幻与荒诞之处也可以和卡夫卡或村上春树相比。可惜的是新加坡作家张国强先生因身体不适，发布会临时取消。
其中首篇《霓虹灯下的㗝呸店》，似在讲述“咖啡店”的生态环境或文化现象，将来能否通过科技而化成永恒的记忆，而外太空人又会如何看待。故事原在2016年完稿，当时新加坡还尚未提名“小贩文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读起来，却是另一番趣味在心头。
又有一篇，是形容故事主人翁身上有不同监控的装置，能测量他的体温、血压等数据，再传到云端。如今疫情之下，人人都已经指定要随身携带“跟踪器”，阅读到此也不禁一惊。
可圈可点的情节，在此无法一一列举，但还有一页，很无关痛痒地形容某某“赤道上的摩登城市”、”百年来都是东西货品和文化交流的要点”。看官至此，不得不会心微笑吧？
黄子明，新加坡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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