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大伯公街福德祠里的拿律大佬

【南国筑梦】

走在乔治市老城区的大伯公街，在错落有致的南洋街屋群中，映入眼帘的是三栋典雅且古色古香的中国华南传统建筑：香山会馆、福德祠，以及三联栋的武帝庙、宁阳会馆、伍氏家庙。该处英文街名为King Street，这里的King所指的是英皇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

这条街早在1790年便已经出现，是乔治市开埠规划市区时最早的街道，从命名空间政治的角度来看，足见其重要。华人则称这条街为大伯公街，正是以三栋建筑正中间的福德祠为名。

福德祠是槟城广东社群重要的信仰中心，庙里两块清朝同治时期的碑文揭示槟城与拿律之间的关系，而百里之外拿律所发生的战事，或许也悄悄影响该庙的发展时序。

顶端大图：大伯公街福德祠。资料来源：白伟权2015年1月29日摄。

大伯公庙的历史厚度

2021年12月1日中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曼谷办事处宣布，福德祠获得该组织亚太区2021年度“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优秀奖。这对于马来西亚文化遗产界以及地方社会而言，可谓一大殊荣。事后庙方也召开记者会，肯定已故陈耀威建筑师的贡献。正是陈耀威负责主持修复该祠，并争取该奖项。

陈耀威的团队于2017年开始动工，修复工作历时两年，最终于2019年完工。可惜的是，上述宣布前夕，陈耀威因癌症病逝。福德祠能够获得联合国评委会的青睐，除了古迹修复成果的硬体条件之外，庙宇本身的历史文化厚度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图1 陈耀威（讲解者）与修复中的福德祠

资料来源：白伟权2019年7月10日摄。

乔治市老城区的福德祠也称为大伯公庙，最初是由丹绒道光（Tanjong Tokong）的海珠屿大伯公庙分香而来，从匾额的时间点来看，早在1810年前后便已经建立，当时候正好是槟城开埠的第一个20年之间的事情。

福德祠主祀福德正神和关圣帝君，主要为槟城客社五属（嘉应、增城、惠州、大埔、永定）和广府人士所经营，当中也纳入潮州及琼州（海南）人，因此算是槟城广东社群所共有的最高机构了。从庙里的文物来看，早期的广东社群更倾向于称其神明和庙宇为大伯公及大伯公庙\宫。

大伯公庙建立初期所留下的文物不多，只有一块献给关圣帝君的“同寅协恭”匾额，当中有以总理胡武撰为首，连同其他五位华人的名字。胡武撰自然就是当时的广东帮领导人，他们都是槟榔屿的第一代先民，根据郑永美的研究，胡武撰便是槟城打金业者百年古庙“胡靖古庙”的祖师爷胡靖。

除此之外，大伯公庙也分别在同治四年（1865年）和宣统元年（1909年）期间大规模翻修，历次重修也留下珍贵的碑文、匾额以及刻字的石柱等器物。这些碑铭所铭刻的捐献者名字，揭示该时期的社会动员情形。如果不解读这些人名和商号，那只是一堆文字所组成的石头，我们就无法了解该庙在当时槟城的地位。其中，立于同治四年（1865年）的《重修海珠屿大伯公宫碑记》以及同治七年（1868年）的《福缘善庆》碑所含有的资讯量最大。

图2 庙内的“海珠屿大伯公”立牌

资料来源：白伟权2015年1月29日摄。

重修海珠屿大伯公宫碑记

在《重修海珠屿大伯公宫碑记》碑文里的筹款共动员344人，筹募约2700元，算是一次大规模的筹款，捐款者不乏一些当时槟城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槟城这座自由港市里，他们的发迹大多与这座自由港的贸易以及周边地区的原产品生产有关。若谈及槟城客家及广府社群在上述两项经济活动的对象，锡矿会是其中的大宗。

在19世纪中、后期，槟城金字塔顶端的广东社群领袖，可以说有超过五成的人曾以不同形式介入过拿律的锡矿生产，其中有许多更是拿律战争中的要角。在1865年的重修碑记里头，也能见到不少拿律大佬。

大伯公庙募款的1865年对于拿律而言是特别的一年，当时的拿律又爆发第二次的拿律战争。其实早在1861年开始，拿律的两大采矿集团义兴和海山两造早已经因为水源的争夺而发生第一次的大规模冲突，造成大量伤亡，因此自那时候起，拿律义兴和海山两派已经深深种下矛盾。

在1865年的第二次拿律战争中，至少造成700名惠州籍义兴阵营的成员被杀，2000人取道拿律的内陆森林北上威省渡船逃至槟城。因此我们很难想象，远在拿律发生重大矛盾时，这些在槟城或是往来槟城和拿律的矿主、战争的主导者，能够因为神明、重建大伯公庙的关系，而有了一次的合作动员，这种冲突中的和谐实氛围在耐人寻味，叫人难以想象。

但是翻查时间线，1865年的战争发生在6月，自此开始一直到年底，则可以在档案记录上看到受害的义兴领袖与殖民政府之间来来回回的法律申诉。而重修大伯公庙的动员则发生在当年的“冬月”（即年底），碑文中可见到该庙总理胡泰兴为了修建庙宇而“集众腋以成裘”，发动集资，“藉和衷（按：和睦同心）以辑美”。

究竟这时的动员是否与拿律战争的和事有关，以神之名，藉由共同合作修建，行缓解社会紧张氛围之实？这需要更多的史料证明，但是时间和人物的吻合，不免让人多做联想。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碑文中的重要人物。

首先是大伯公庙的总理胡泰兴（永定客籍），他在这次捐款当中也是捐资最多的，为250元。胡泰兴是贸易商，与槟城的鸦片大王辜上达为生意伙伴，经营泰兴达的船运公司。胡泰兴在拿律也是矿场投资者及锡矿收购商，因此和拿律有很深的渊源。他后来在1867年的槟城大暴动（Penang Riot）当中受政府委任为调查委员会的一员，但他较站在大伯公会（海山的盟友）的一方。在1872年第三次拿律战争当中，他也是海山矿主与英国交涉的代表。

再来是拿律海山大哥郑景贵以及其兄长郑景胜（增城籍）。郑景贵是海山大哥，拿律战争的主导者，他也因为拿律的锡矿以及饷码承包而成为槟城其中最富有、最具影响力的华人，他的重要已经无需赘述。

郑景贵经常往来拿律和槟城，他在拿律的事务则由同乡刘三和管理，他可说是拿律海山的第二把交椅，刘氏捐了50元，排名第六。与郑景贵紧邻的名字还有邱鸿才，在1872年第三次拿律战争时，海山曾一度被义兴公司驱逐，因此记录显示邱鸿才连同福建会党大伯公会的王文德出动船只，在槟城装载枪械、大炮、弹药和1000名打手， 准备反攻拿律。邱氏捐了100元，排名第五。

除了海山之外，义兴领袖也在芳名之列，例如许栳合，他是潮州义兴的重要人物，也是槟城潮州公司的创办人之一，其势力范围在威省，是该地区甘蔗种植业的领导人，捐了20元。虽然记录上没有显示他涉足拿律，但是其子，同样是潮州义兴领袖的许武安，则在第三次拿律战争涉入其中。再来是当时的槟城义兴的大哥李遇贤（新宁籍），他也是宁阳会馆受托人，捐了15元。在1861年第一次拿律战争发生时，李遇贤便代表义兴前往拿律调查，他过世后，神主牌也安奉在义兴祠堂的名英祠当中。

上述几位领袖都是捐金最多，出现在碑文芳名第一排的重要人物。从人数和金额上看，海山领袖显然较义兴来得占优势。

除了第一排的人名之外，碑文当中还是能够找到其他当时的重要人物。例如新宁籍的和合社大哥何义寿（捐金10元），他在后来1872年的第三次拿律战争中与义兴结盟，并在槟城远端操控拿律事务。该年，他在槟城的宅邸也遭海山—大伯公会阵营的成员炸毁，且试图将他暗杀，但所幸何氏逃过一劫。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则是宋继隆（捐金10元）。他是海山集团的矿主，与郑景贵是同乡，他在1872年的拿律战争中被马来封地主放逐到拿律南部的直弄（Trong）为期5年。在期满之后，他便前往近打河流域的务边（Gopeng）开办矿场，并且招募增城籍同乡的移入，成为务边的开基者。今天的务边大街（Jalan Kay Long）便是以宋继隆为名。

在碑文中还可以见到陈亚胜、邱新科、罗锦兰、李宗福这四位拿律矿主，他们在1872年9月连同先前提及的海山领袖郑景贵兄弟、宋继隆、邱鸿才，在胡泰兴的带领下，上书英殖民政府控诉他们在义兴破坏的损失。另外，碑文中还有几位义兴领袖，像是黄城柏（嘉应籍）和黄栢璘（新宁籍，也作黄百龄），两人都是槟城大暴动事件的义兴首领，事件之后曾被殖民政府传召问话。其他义兴领袖还有红棍邓才贵（高要籍），财副林启发（香山籍），以及同时担任此大伯公庙经理的李春生，但目前未见到他们和拿律之间的关系。

除了拿律相关的华商领袖，我们也可以在大伯公庙碑文中看到一些当时著名的人物，例如1882年受委为吉打甲必丹的戴春桃、著名的新加坡百货商罗广生（新会）、和朱广兰（新会）。来自苏门答腊棉兰的张煜南和张鸿南兄弟（嘉应籍）也在宣统二年（1910年）赠送“凭依在德”的匾额。

图3 重修海珠屿大伯公宫碑记

资料来源：白伟权2015年1月29日摄。

“福缘善庆”碑

大伯公庙另一块重要的碑文是同治七年（1868）的“福缘善庆”碑，根据碑文标题中的“修饬金漆”可以得知那是一次局部的小修，由董事郑景贵和其增城同乡涂继昌主理。与三年前的重修碑文相比，这里的名字并不多，只有21人。这样的人数差异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紧张？还是郑景贵无法动员其他派系的人？抑或是这次只是小修，无需这么多人？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次共筹得335元。纵使名字不多，但这些名字却十分聚焦。

我们能够看到许多上述提及的海山领袖，包括郑景贵、刘三和、宋继隆、陈亚胜（陈胜合），以及义兴大哥李遇贤都出现在碑文上。该庙1865年的总理胡泰兴也在其中。此外，这里面也有一些先前未出现在1865年大伯公庙重建碑文中，但又与拿律有关的人士，像是李观贵，他是拿律的海山矿主，曾经与义兴矿主合办矿场。另外还有海山领袖郭胜合，他曾在1861年第一次拿律战争时，与义兴大哥李遇贤及英国副警察专员Plunket一同前往拿律勘察，后来他也被发现与Leoh Ah Ung一同用大伯公会的船只运载大量军火前往拿律。

至于义兴方面，则有陈阿锡和陈九合两位矿主，两人在第一次拿律战争当中都是矿场遭到捣毁的受害者。因此，在21人当中，便有9人是可以被辨识，与拿律有关的人物，已经接近一半，对于古碑文的解读而言，这样的比例其实已经相当高了。

此外，从碑文名单的主事者以及各派系的人数和捐金数看来，与郑景贵较亲的社群在槟城社交舞台上似乎占据优势，如果其他未被解读的名字不影响这个观察结果的话，那么这样的优势或许就是和两次拿律战争海山在拿律矿区的胜利有关。

图4 “福缘善庆”碑

资料来源：白伟权2015年1月29日摄。

碑文所隐藏的讯息

从上述碑铭的解读，可以得知拿律和槟城关系密不可分，槟城对于其周边地区的重要人物而言，无疑是重要的社交舞台。因此，要了解拿律，首先必须了解槟城。要了解槟城，也无法绕过拿律。

槟城核心及其腹地的相互影响或许可以展现在这间大伯公庙当中。1865年的重修大募捐与第二次拿律战争的时间，以及1868年“福缘善庆”碑里头义兴和海山领袖比例的悬殊，抑或是郑景贵在槟城影响力的一路爬升，都可以结合拿律的历史来一同解读。

当然，每一次的募捐，除了物理上的庙宇修葺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社会特性的一面，究竟谁负责动员？谁被动员了？这些人物之间有何共通性？谁因为捐金最多而被放在显著位置？哪些人财力雄厚但又选择谦让，避免过于锋芒？谁又只是捐点小钱应酬应酬？这些都是值得仔细观察的议题。

就大伯公庙两块最重要的碑文而言，拿律义兴和海山的大哥及其矿主、供应商错综的网络关系，或许是解读此碑铭的重要关系线。

上面所举的，基本上已经基本涉及槟城广帮当时最重要的人物了，当中有许多人物更是参和缔造马来亚大历史的要角，因此大伯公庙这一联合国世遗级别的古迹的价值并不仅仅只是其建筑的工艺以及保育上的用心，更在于其非物质文化的部分，都是展现这座两百年老庙历史价值的重要注脚。

*仅以此文纪念主持广东街大伯公庙修复工程的已故文史工作者陈耀威建筑师。

延伸阅读

白伟权（2016），《国家、产业与地方社会的形构：马来亚拿律地域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变迁 (1848-1911)》。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论文。

张少宽（2013），《槟榔屿华人寺庙碑铭集录》，槟城：南洋田野研究室

陈剑虹（2015），《走近义兴公司》，槟城：陈剑虹。

黄存燊（1965），《华人甲必丹》。新加坡：国家语文局。

郑永美着（2002），〈槟城行帮史略〉，发表于槟城古迹信托会主办，“槟榔屿华人事迹” 学术研讨会。

白伟权，新山人，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博士，现为新纪元大学学院助理教授。关注本土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山华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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