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习游】

193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一片混乱之时，横滨出现朝鲜人入侵的传言，声称朝鲜人四处掠夺、在水源下毒、策划数百人的袭击，甚至传出朝鲜人准备放火烧屋，还在一些房子发现了很可能是用来锁定目标的纵火暗号。

人心惶惶之下，为了防止朝鲜人入侵而组建的自卫团队，竟成了滥杀无辜的罪魁祸首，造成数千民众惨遭虐杀。到头来人们才发现，根本没有朝鲜人入侵这件事情，而所谓的纵火暗号，也不过是送报员为了方便留下的记号而已。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这句话并非只有社交媒体时代才会发生。日本社会学家松田美佐的《跑得比真相更快的谣言》告诉我们，谣言如何扎根在人类的互动中影响着资讯的传播。

谣言是为了把握现状的解释

1973年，日本一间经营理发店的夫妻听闻客人准备从丰川信用金库提取120万日元，便自动地将它和自己从邻里间听到的传闻——丰川信用金库要倒闭了——联系在一起，于是开始劝亲戚朋友从银行里提款，最终演变成大众到银行挤兑的危机。

这对夫妻首先“简化”了导致客户需要提款的其他可能，再将一位客人提款的意义“强化”到所有人都已经开始撤资，最后将消息和自己“金库要倒闭了”的印象“同化”，才演变成最终的模样。

涩谷保将谣言定义为：“陷入模棱两可状况中的人们集结了自身知识，为了对眼前状况做出有意义的解释而进行的沟通”。

简化、强化和同化资讯的习惯，是无从避免的，因为人总是需要从各种资讯中找到行动的方针，纵使资讯不足，也得先下判断才能安心。如此一来，情况不明的时候，急于给出解释的人们往往就成了谣言的源头。

谣言诱人散播的特质

正因为谣言是状况不明时所作出的解释，它的传播力度（R）便和问题的重要性（i），以及证据的模糊性（a）成正比（R ~ i × a）。越是切身相关的议题，或者越是缺乏判断对错的手段，谣言就越有可能广为传播。

若有传言说，“天气转热，气象局预测8月会极端干旱，呼吁群众尽早储水”，恐怕听者就算不清楚消息是否准确，也会先储水再说，甚至可能呼朋唤友一同防范于未然。一来，制水与否是切身的大事；二来，民众难以预判水供是否正常，水供公司的承诺未兑现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三来，消息借用官方或权威的名义，再加上现实的状况佐证，给谣言带来了有所凭据的假象。

与此同时，谣言给予人们一个不难执行的解决方案，激起“宁可信其有”的心态。当人们尝试解决危机时，也就变相地接纳了危机的存在。不论是否确信干旱将至，一旦谣言接收者听从建议开始储水，实际上就已相信了干旱的可能。若大家都在储水，甚至还会驱使更多的人储水，这只会让谣言越传越广。

谣言是最古老的媒介

尽管谣言酿成不少灾难，但作者也注意到了谣言的特殊功能——在当权者掌握何为“事实”的时代，宝贵的资讯和中肯的舆论，往往是以谣言的姿态出现。

二战时的日本，官方对卢沟桥事变的“谣言”报告书里，其中一则的大意是国人相信的都是假的，日本士兵并不会在牺牲时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他们会三、四人一组到中国人家里烧杀掳掠、性侵妇女。回看历史，不难发现，谣言往往是对抗极权的载体。

作为最古老的媒介，谣言本身也是维系群体的关键动力。隐秘地分享意见或秘密时，说者和听者便能藉由共同的秘密建立起链接。更重要的是，通过谣言，说者可和听者共享自己的恐惧和担忧。

和别人分享“那条很多外劳的街道很容易被打劫”，实则是和对方共享了对外劳的那难以启齿的不信任感，增进彼此的伙伴情谊。对群体而言，内部流传的八卦，除了提供资讯和娱乐功用，更重要的是建立群体的规范。主妇群体对不煮饭的邻居太太评头论足，实则是为群体设下“好太太就必须会煮饭”的规范。一次次对他者的猜忌和评价，都是群体内部统一阵线的时机。

面对社交媒体与谣言

作者也留意到了日益扩张的社交媒体和谣言之间的关系。匿名的发言环境、诱使人博取关注度的反馈机制，以及随时候命的群众，成为了谣言的温床。假设一名用户是某某政治阵营的拥护者，当出现不利于敌营的传言时，比起核证事实，转发传言，在同温层面前展演自身立场以获取认同感，显然是更省力回报更高的选项。

社交媒体时代，人们要如何面对谣言？作者的第一项建议是，面对谣言，举出真相是必要的，但要杜绝谣言，则需要相应的反抗运动。假设坊间谣传，街角的外劳会拐走路过的小孩，单告诉恐慌的家长该名外劳没有前科是不够的，因为害怕孩子被绑架的迷思依然存在。这时候，可能就需要较为激烈的反抗运动，比如指责散播消息者是种族歧视，利用对“种族歧视”标签的厌恶，才可能对抗“孩子被绑架”的迷思。

作者也告诫我们，人的心理总是以黑白分明的方式划分危险和安全，习惯为潜在风险寻找源头，但社会没有任何领域是非黑即白的。用八字不合解释婚姻问题，用阴谋论理解国际局势，都是培育谣言的思想捷径。人需要锻炼自己接受模棱两可的情况，保有想象力，不断地依据事实推测、解释、判断，才是谣言最佳的防范措施。

廖明威，毕业自中文系和历史系，目前就职于华社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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