㐷界：资源与官、民权力互动下的人文地理区

【南国筑梦】

1874年英国取得霹雳的控制权之后，英殖民政府忙于处理马来统治者的权力交接、华人矿区的维和事务，以及紧接着的霹雳战争，根本无暇他顾，以致民政体系的建立波折重重。严格说来，英国直到1877年才正式全面治理霹雳，到了1879年，霹雳才开始出现最早的县级单位。

对现代人而言，“县”是个再熟悉不过的行政空间单位，我们与政府的日常互动离不开县的行政区划，但是以县为基础的空间并非一蹴即就，在“县”出现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反映人群社会关系，且非常接地气的空间单位，那就是饷㐷区。

饷㐷区是一个赋税单位，在县出现以前便已经存在，19世纪的人称之为“㐷界”，后来随着政府行政体系的日益成熟，饷㐷制度废止，饷㐷区也逐步走入历史。究竟饷㐷区有何特色，如何与地方社会紧密结合？在此之前，先来厘清何谓饷㐷。

什么是饷㐷？

饷㐷简称码或㐷，亦作饷，指的是税收承包（Revenue Farming）。政府在没有办法完全控制区内的税收时，就会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委任该社群的领袖承包税收，以此方式把统治范围内所有经济利益做最大程度的吸收。

受政府委托征收饷㐷税的承包人叫做饷㐷主、包税人或㐷官，英文称之为“Revenue Farmer”，字面上经常被误认为农夫。很多殖民政府在治理初期都使用这种方式填补财政收入，荷属东印度的公班衙早在1620年代便已经出现包船税的饷㐷制度。

饷㐷使得政府可以在完全零成本的情况下，就能有稳定的现金流进帐，省钱又省力。包税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跟利润，甚至还会自己花钱请人去巡逻，去打击偷漏税，管理上比政府官员还更有效率！

传统上，饷㐷项目又以鸦片、烟、酒、赌、当为大宗，其他还有物资的出入口、亚答、海产等等。其特色是有利可图，众人都有需求的东西，所以经济利益庞大，像是在1890至1894年间，饷码税便占了整个马来联邦的33%。操作上，政府一般都会透过招标的方式公布饷㐷，例如在中、英文报纸及宪报上，不时可以看到政府的招标广告。

发放饷㐷的权力掌握在海峡殖民地总督手上，以1875年时的霹雳为例，饷㐷权由辅政司代表总督所发出，竞投者可以向霹雳参政司提交申请，饷㐷可以分成不同的竞标项目，像是鸦片、酒、赌博、典当等，每项为期三年。政府也会对于饷㐷项目制定最低价格，像是烟酒每月6000元，赌博饷㐷每月2000元，当㐷每月200元，得标者需要预付三个月的饷㐷金作为保证金。

饷㐷虽然赚钱，但是并非没有风险，也有包税人因为他人走私、鸦片价格波动等因素而最后破产的，所以政府在发包饷㐷时，并不见得是以价高者为考量，也会评估这个投标的人的财力背景。

饷㐷事业的经营牵涉了许多日常行政事务，因此在管理上并非是饷㐷主一个人能够独力完成，因此我们所看到的饷㐷，背后常常是一个更大的股东团体，也就是公司，内部也有各种科层部门。例如在1901年的《新加坡与海峡殖民地年鉴》（Singapore and Straits Directory for 1901）当中，就记载了郑景贵位在怡保的饷㐷公司保安号的内部结构，包含饷㐷主、总经理、秘书、账房、书记。

霹雳的饷㐷

饷㐷税是一种间接税，它并不像传统中国或马来定居社会那种直接人头税，特别适合向霹雳华人矿区这种人口高度流动，没有什么田产房产的劳工群体征收。因此这里鼓励消费，你只要有消费，有去买鸦片，有去赌博，有去当铺，你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缴税了。

霹雳早在英殖民统治之前，便已经出现饷㐷制度了。霹雳的饷㐷区基本上与马来封地重迭，华人在各马来封地进行不同规模的锡矿开采，以及林产采集活动，像是拿律的义兴和海山集团。

槟城的邱天德与邱允恭在1871年也曾经向马来封地主承租十八丁的伐木权，并经营枋廊，将本地区的木材运销往槟城。新加坡的陈金钟与其妹婿李清池在拿律战争前便已经在霹雳河流域向拉惹阿都拉承包饷㐷。换句话说，饷㐷主掌握了该区内的各项盈利税收经济来源，为马来封地主带来丰厚的财政收入。

1874年英国接管霹雳之后，百废待兴，使得参政司建议拿律也仿效新加坡，把烟酒专卖权承包出去。拿律在1874年4月开始便出现了赌博饷㐷，为政府带来3269.50元的税收，仅次于锡矿和鸦片的税收。在1875年，霹雳也出现了烟酒饷㐷。霹雳参政司伯治（JWW Birch）遇害后，霹雳战争使得地方财政几乎破产，继任的参政司休罗（Hugh Low）也将发包饷㐷作为他至关重要的政策。

饷㐷集团看似一个税收组织，并没有我们现在所想的，拥有类似县长的行政权力，那么他们如何与饷㐷区内的人构成一个紧密联结，进而发挥影响力呢？

饷㐷主与地方社会的镶嵌

理论上，承包税收是有利可图的，肯定人人想做，但现实生活中，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饷㐷主，由此可知，承包饷㐷需要有一定的门槛：首先，他必须要有诚信和丰厚的财力，让统治者信服其能够向统治者上缴税收；社会上，他也要能在取得垄断的同时，又能杜绝其他人的走私活动，保障自身的利益。

前述条件都必须依靠紧密的基层社会关系，因此要说饷㐷空间是一个社会关系空间，一点也不为过。那么，饷码主又凭借什么能与基层社会有着紧密的关系？

在1880年至1882年，整个霹雳的饷㐷分别由郑景贵与邱天德所获得，若是关心马来西亚历史的人，多半对他们不陌生。郑景贵是拿律秘密会社海山党的大哥，在拿律战争后也受委任为太平甲必丹，后者为拿律海山的同盟大伯公会（建德堂）的领袖，两人都来自槟城。

他们在马来封地主时期便控制了整个拿律的海山矿区，举凡矿地、引水、劳动力、生活必需品，都由他们所控制。他们不仅是最大矿场拥有人，也是最大锡矿收购商，是许多矿主的大盘商。从上述客观资讯，不难想象他们藉由会党以及经济生产活动对社会的控制能力。

学者黄麟根与Butcher也都认为，饷㐷其实是矿区的一部分，矿主、饷㐷主经常是重迭的。饷㐷主拿到一区承包权之后，为了让它自己的包税生意（如鸦片、酒、赌博）更加赚钱，他们自然会想尽办法去吸引更多的工人来到他们饷㐷区里的矿场工作，只要劳工一多，消费与包税利润就连带变高。

对于这些身兼包税人的矿主来说，饷㐷不只是额外的利润而已，很多时候甚至是维持其矿场持续营运，抵消亏损的关键。他们以垄断的方式将这些消费以赊账的方式售卖给劳工，然后再从工资里面扣回来。赊账本身就是一种人与人关系的展现，同时也确保了人与土地的定着性。换句话说，饷㐷区便是这些大佬们的利益地盘。

到了1883年，可以见到更多的饷㐷主出现，像是甘文丁甲必丹，也是过去义兴和合社阵营领袖的陈亚炎，以及谢文贤、谢增煜、余广等等，后面三位都是与海山大伯公会阵营有密切关心的贸易商及矿主。

这些公司或饷㐷主看似无所不能，神通广大，是政府授意下的“天选之人”，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他们从事的是垄断生意，且烟酒赌又是一个形象负面的商品或经济行为，在社会上饱受舆论抨击，因此往往容易陷入公关危机。因此饷㐷主相当重视公共关系，而在社会福利上的投注正好可以为此解套。

以1882年郑景贵和邱天德控制霹雳饷码时期所倡建的甘文丁粤东古庙为例，古庙的建设统合了过去义兴与海山两大派系的领导人，是地方大事。当时的建庙总理是陆佑，他是邱天德当时的生意伙伴，两人在甘文丁合资开设矿场。而在值理名单中，可以看到泰原当（当铺）、广万源（赌博饷㐷）这类饷㐷制度底下的特许行业的名字。

在捐款名单上，捐款数额较多、排名较前面的，可以见到相当多的饷㐷公司，计有郑景贵经营的赌博饷㐷“广万和宝㐷”（捐银300元，排名第4），饷㐷主郑景贵本人（捐银200元，排名第8）、生利号公司（生利㐷捐银170元，排名第9）、广万源宝㐷（捐银150元，排名第11）、广万泰宝㐷（捐银150元，排名第11）、泰和当（捐银100元，排名第14）、泰源当（捐银100元，排名第14）。其余在碑文上面看到的饷㐷及特许公司还有万益牌码、广万利宝㐷、广万安酒㐷，由此可以知道饷㐷公司对于地方公共事业的投入。

霹雳饷㐷在1880至1882年落在郑景贵和邱天德手上，碑文上这些饷㐷公司便是他们本身或由他们所授权的特许经营公司，从这个角度来看，便浮现出一幅关系绵密的供应商网络。

类似饷码区内部的凝聚情形并不仅只发生在拿律，粤东古庙总理陆佑在雪兰莪也是饷㐷主，在加影创建师爷宫时，陆佑的隆记㐷和东兴饷㐷便赠送匾额和香炉予庙方，这些单独注明饷㐷的文物已经相当少见，两件文物至今都妥善安置在庙堂中的核心位置。那么在这个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赋税空间，是如何被划分的？有没有什么逻辑呢？

霹雳的饷㐷空间

在规划上，政府并非把饷㐷视为是霹雳一体，而是将其分为不同的包税区，即㐷界。划定包税区最大的考量在于，谁能控制特定空间的经济与社会，便演育出什么样的空间范围。在1875年，霹雳被划分为拿律与霹雳两大饷㐷区，前者为人口密集的拿律矿区；后者空间涵盖了近打河与霹雳河流域，该区人口分散，因此饷㐷区范围较大，这两大饷码区并没有明确的空间界线。

当然，这个饷㐷空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到了1880至1882年，霹雳的饷㐷区进一步细化，划分成为4大区域，即霹雳河及其支流、吉辇与古楼、南拿律、拿律。这样的划分有别于县级行政划分，当时的霹雳共分为上霹雳、下霹雳、近打、拿律、吉辇、古楼、司南马七个县，可以见到民政管理下的拿律县是包含马登和十八丁一带的，但饷㐷区却是分开的，由此形成县与饷㐷区并存的治理体系。

1880至1882年的四大饷㐷区当中，霹雳河及其支流则由邱天德控制，拿律一带的饷㐷由郑景贵掌控。这些㐷区各有其自然环境、社会与经济形态，且各区的饷㐷内容也有所不同：

1. 霹雳河及其支流

本区位于霹雳南半部，空间上以霹雳河主流为核心，亦包含马登巴冷以及美罗河、积莪营、金宝、务边、近打河、督亚冷、甲板、Sungai Piah、Sungai Raya在内的各条支流，空间范围相当大。本区以马来人为主，但也包含了一些华人矿区。这里发包的是锡矿出口税、鸦片入口、加工和售卖税’酒的入口、制造及销售税；烟草入口税、亚答制造、赌场与当铺税、林产税。瓜拉江沙和榴莲拾马登（Durian Sebatang，安顺一带）分别是此饷㐷区上游和下游的中心。

2. 吉辇与古楼

本区位于霹雳北部，空间位于拿律北部沿海一带，北至Sungai Bakau，南至十八丁河口，其腹地范围包含了吉辇、司南马、Ijee、古楼河，是马来人与华人渔民的生活空间。也有一些潮州人在此从事种植产业。马来人为主的司南马则另外分出，由马来统治者Karim承包饷㐷。Karim先前已经在当地采矿，并且在1874年开始便向政府缴纳十一税。司南马的鸦片也是归Karim。本区的饷㐷项目多元，包含了矿产、亚答、当店、鸦片烟酒、赌，以及亚答、藤、咸鱼的10%出口税。

3. 南拿律

本区位于拿律南部的沿海地带，空间从山区到海边的整个流域。该地区约有1500名华人，当地的红树林资源丰富，华人砍伐红树林，为槟城市场提供木材和火柴。拿律的熔锡厂主所用的柴炭，也是来自这些沿海地带。这里也蕴藏锡矿资源，过去曾被开采，但自拿律战争以来，矿场一直未重新运作。沿海地区人们则从事渔业捕捞及加工的相关产业。

4. 拿律

空间上包含了今天太平、甘文丁、都拜一带，即传统意义上的拿律矿区，是当时霹雳人口最为集中，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当时霹雳的首府。这里的饷㐷承包项目包含锡矿出口税、鸦片入口、制造和销售税；酒的入口、制造和销售税；烟草的入口税；开设赌场和当铺的盈利税收。

从这四区可以反映了英国刚接手霹雳时的人群社会与经济格局，整个霹雳在发展上基本以拿律周边和霹雳河流域为轴线。在经济和人口比较集中的拿律，再细分为拿律以及沿海的“南拿律”，北部的“吉辇、古楼与司南马”地区，本区虽然属于拿律头家的影响范围，但两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的维生方式有相当大的区别。此一格局一直维持至1882年。

到了1883至1885年，饷㐷区的空间划分有所调整，基本上分为拿律、“北拿律、吉辇与古楼”、南拿律海岸、瓜拉江沙、下霹雳、近打六大区。这时期的饷㐷区比前一期来得多，其中霹雳河及其支流细化成为瓜拉江沙、近打以及下霹雳三区，可以发现饷㐷区比先前更为细致，特别是霹雳河流域，这时期正好是人口从拿律往近打地区扩散的时间。

到了1886年至1889年瑞天咸（Frank Athelstane Swettenham）担任代理参政司时，饷㐷区的划分有了新的变化，他将原有的饷㐷区打散，将整个霹雳划分为沿海与非沿海的地区。沿海地区则由北往南划分为“北拿律—吉辇与古楼海岸”、南拿律海岸、下霹雳，以及伯南，而非沿海地区则是所谓的“霹雳”。两大区在环境和维生方式上都有截然不同的人文风貌。

在霹雳内陆，由于锡矿的开发，逐渐发展成为人口较为集中的大型城镇，像是太平、怡保、务边等。本区国家控制力强，各种税收得以有效管理，专利项目也相当多元，涵盖了赌、当、酒、鸦片、椰花酒的包税权，经济体量大。

反观沿海地区则是另外一番风貌，该区是一片人口稀疏，红树林茂密延绵，河网密布其中。这里有丰富的林产，包括树桐、柴炭、亚答、棕榈。这里的海陆交界地带也有许多渔村的分布，生产咸鱼、虾、鱼鳔等海产。前述这些资源都可以抽取十分之一的税收。

根据英籍报人Arnold Wright在1908年的说法，将此沿海与内陆做空间二元划分的原因主要与鸦片有关。一般所称的鸦片可以分为鸦片土（Opium，也作生鸦片）与鸦片膏（Chandu，也作熟鸦片），可供吸食的“鸦片”其实指的是后者。鸦片膏是由作为初级原料的鸦片土加工而成。因此一般饷㐷主是缴付固定的鸦片土进口税之后，再将之售卖给第三方进行加工为最终的鸦片膏。

在人口集中的内陆城镇，饷㐷相对好管理，但是沿海丛林河网密布的自然环境，国家控制力弱，使得走私猖獗，盗贼匿藏，鸦片进口税难以有效征收。在此情况下，政府转而针对终端的鸦片馆进行管制。在经济体量小的沿海地区，饷㐷主略过鸦片土的饷㐷，直接向鸦片馆发放加工与售卖的专利。这样因地制宜的划分也反映了各区的人文地理面貌。

在之后的饷㐷空间划分，基本上延续了沿海与内陆的空间二分，但内陆的“霹雳”则修正为原先1883年至1885年的划分方式。可以见到1889年到1891年的饷㐷区，划分为：拿律、吉辇与司南马、瓜拉江沙与上霹雳、下霹雳与马登巴冷、华都牙野、怡保、务边、南北拿律海岸、下霹雳，以及拿律亚答和吉辇、古楼亚答。值得注意的是，近打地区随着人口与矿区的激增，再由近打细分为华都牙野、怡保、务边三个饷㐷区。

从饷㐷区的变化可以看到华人早期在霹雳的分布，以及英国对于这个地方地理和社会知识的演进。饷㐷区从简单，趋向细致化，然后再因应当地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饷㐷空间和内容的调整。

㐷界的解体

㐷界随着饷㐷制度的废止而解体，而饷㐷制度的废止与饷码逐渐无利可图，以及政府行政能力的完善直接相关。在1890年代之后，霹雳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已经相当多元化，霹雳政府的土地收入、法院、邮政、电报、邮票和铁路等重要项目收入大幅增加，霹雳饷㐷的收入则逐年下滑，政府认为这是政府治理能力持续进步的证明，“is a proof of progress having been maintained.”。

与此同时，这时期的饷㐷也逐渐的细碎化，像是在1892年，政府单独招标上霹雳的总饷㐷，期限仅有一年。在1895年，霹雳政府已经有能力自行征收鸦片进口税了。1910年，政府也取消了酒以及鸦片膏的饷㐷。1913年，马来联邦政府全面停止发包饷码。政府自行征收专利税之后，所征得的金额并不亚于饷㐷时期，例如政府首次征收鸦片税时，便取得687万元的收入，较前期的243万元高出许多。

此外，这时期也开始出现各种有别于传统的饷㐷项目，像是拿律藤饷㐷，只收The Changkat Serdang、Jalan Bharu Sapetang、Simpang三个地方的饷㐷，为期一年。安顺、瓜拉江沙、马登、太平、甘文丁也出现为期一年的煤油、柴、巴剎饷㐷。

这些饷㐷项目的招标，也与其他的项目被归类在一起，像是警局、医院、监狱的物资供应、澡堂建造、街灯、搬运工等项目的承包。这些饷㐷在空间上、项目上、时间上都呈现细碎化的趋势。换句话说，㐷界内的供需关系、上下游关系、官民关系逐渐从少数华人饷码主的手上分散出去，也预示着传统饷㐷区以及原先的人群空间社会关系的崩解。

总体而言，这些饷㐷区与县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划分基本上与饷码主、该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及经济活动紧密捆绑在一起，这个空间是统治者精算的结果，以确保最大程度地吸纳民间财富。

霹雳在整个19世纪都处于高度发展的状态，因此㐷界的划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见到饷㐷区在时间上的动态变化，一定程度反映了人地互动与社会空间的关系。另一方面，㐷界内的人群往往也会利用政府管制的漏洞谋取利益，像是沿海地区的走私活动。这也使得国家进一步调整饷㐷分区，充分展现出官民之间动态的互动关系。

但是进入1890年代以后，华人领袖与官方之间的权力天枰发生了决定性的倾斜，两者之间那种既互相依赖但又充满张力的共生关系，已经被殖民政府和西方资本主导的新秩序所取代。随着饷㐷的势微，饷㐷空间亦被现代县级行政单位所取代而淡出历史舞台。

资料来源与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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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乐史，吴凤斌校注（2004），《公案簿.第一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伟权，新⼭⼈，台湾师范⼤学地理学系博⼠，现为新纪元⼤学学院助理教授。关注本⼟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华⼈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赤道线的南洋密码：台湾＠马来半岛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志》、《拜别唐山：在马来半岛异域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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