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门：锡矿时代遗落的地理名词

【南国筑梦】

南马柔佛乃至新加坡和印尼廖内地区，可以找到许多的“港脚”（kangkar），那是一个由华人族群（特别是潮州人）及甘蜜胡椒经济所形塑而成的特殊聚落型态，为南马的一大区域特色。在半岛中北部地区则少有港脚，但可以找到另一个别具特色的地理名词——港门。

“港门”一词并不常见，但仍能够断简残篇式地在一些地方找到，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太平的甘文丁。甘文丁也称“新港门”，它甚至出现在早期的地图中，这里有新港门福德祠、新港门广东义山，及义山内的新港门广东阖省义冢先烈之总坟。

除了霹雳，笔者也在雪兰莪、马六甲的田野调查中找到“港门”。

雪兰莪方面，目前能够见到的“港门”分别是在北部的双文丹以及南部的加影。双文丹的百年古庙仙四师爷宫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修落成，可以见到在这一年前后，许多商家、信众都会赠送匾额等器物作为贺礼，其中包括由“同兴公司港门众善信”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敬送的彩门。该彩门十分精致，由广州著名工艺商许三友所造，高挂在庙门中央，占据C位。同一年，“同兴公司港门众善信”也赠送了一对龙杖以及一套八仙杖，由此可以得知同兴公司港门似乎有相当大的势力。至于加影的师爷宫，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筹建时，其捐缘名单中也可以见到来自和合港门以及兴祥港门的捐款记录。

马六甲方面，根据莫家浩的田野调查，在爱极乐的中元庙，该庙传统上由该地区附近“四大港门”的居民所供奉。据莫氏的考证，这四大港门指的是中元庙周边的爱极乐（Ayer Keroh）、武吉波浪（Bukit Beruang） ，武吉峇鲁 （Bukit Baru） 和双溪布达 （Sungai Putat） 四处地方。

由此可见，港门是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地理名词，它几近凋零，在学界上也少有讨论，以致大部分人对它是相当陌生的，那么，究竟什么是“港门”？

港门与矿区

翻查19世纪所出版的辞典，闽南话和客家话辞典当中均无“港门”一词，但“港”在客家话当中指的是港口。在闽南话中，除了港口之外，“港”也指涉河流或河道。而翻查潮州话字典，确实有“港门”（káng mn̂g）一词，意指河道的出入口。相较于港口，河流更加契合“港门”的意思。总体而言，港门看似与港脚一样，与河流关系密切。

再从现今所找到“港门”的时间和地理空间来看，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矿区。无论是甘文丁、双文丹、加影，都是19世纪马来半岛上重要的锡矿产区。

尽管问及爱极乐四大港门当地是否曾经是矿区时，当地人基本上都保持否定态度，但根据荷兰博物学家Johan Hendrik Croockewit在18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对马六甲矿区的调查，再配合19世纪的马六甲地图，可以发现当时马六甲市区外围基本上都是矿区，四大港门其实就毗邻当时马六甲的主要矿区榴梿洞葛（Durian Tunggal）。到了1878年，这些地区矿业已经没落，地图上所标注的已经是“Old Tin Mine”。马六甲外围矿区没落的时间，正好是拿律地区的巅峰、近打矿区的开端，也难怪当地人对锡矿并无印象，这四大港门或许就是当时遗落的地名。

回到比较明确的太平新港门，港门与锡矿的关系显而易见。霹雳马来封地主发现的首个矿区便称作“Klian Pauh”（吉辇包），后来再发现的则是“Klian Bahru”（新吉辇），意为新的“Klian”，也就是华人所称的“新港门”。按照马来语辞典《Kamus Dewan》，“Klian”同“Kelian”，为矿地之意。换句话说，此新港门即是新矿地之意。

此外，笔者在国家档案馆所找到关于“港门”的记载，也与锡矿有关。这是一份1892年4月28日由加影广大成公司向乌鲁冷岳县（Hulu Langat）县署申请矿地的信件。

敬禀者，我小号广大成居加影埠有十余年，开设咈啷在余郁港（按：Sungai Jelok及Sungai Klebang），有六七年，工人九十名，俱无稳当（按：马来语Untung、利润），现欲收庄。此港门系赵煜（按：吉隆坡华长）名下，非我广大成物业。又一处咈啷在吉灵环，工人八十余名，此港门又系马六甲广和生名下。现目广大成并无港门，今蒙吾姑冷带往芦古（按：Reko）橙鸡地方（按：Sungai Tangkas），我广大成欲招工人壹佰名往橙鸡港门开设咈啷，故特字告知玻璃主大人将橙鸡港门地方拨出交我广大成开咈啷。祈吩咐量地官丈量此地，要三十于吉并出呀兰纸壹张，存㨿是祷叩颂。台前壬四月初二日 字禀

借由上述文书可以见到“港门”似乎有着两层意义：其一像是“开设咈啷在余郁港……此港门系赵煜名下……”，这个用法似乎意指某公司的矿地，就像是双文丹的同兴公司港门及加影的兴祥港门；其二像是“我广大成欲招工人壹佰名往橙鸡港门开设咈啷，故特字告知玻璃主大人将橙鸡港门地方拨出交我广大成开咈啷……”，这里指涉的是一个空间范围，比较像太平新港门的情形，泛指一个大矿区。

现阶段能找到的各种尚存或曾经存在的港门，基本上都已经脱离了原有的时空背景，笔者好奇的是，这些港门在锡矿时代有着怎样的风貌？对此，历史文献正好能为我们呈现较为立体且鲜活的港门。

历史时空中的港门

关于港门的历史记载，便不得不提一位19世纪末的殖民地学政官员Joseph Christopher Pasqual，他是一名来自槟城的土生欧亚裔（暹罗和葡萄牙混血），1880年代中叶开始便在吉隆坡及乌鲁冷岳土地局等公家机关任职，期间曾对雪兰莪的华人矿业进行调查，并相继于1895至1896年在《雪兰莪学刊》（The Selangor Journal）发表了〈雪兰莪的华人矿业〉（Chinese Tin Mining in Selangor）系列文章，其中便对于港门主进行了叙述，相信这也是对港门主最早且第一手的文献。

Pasqual笔下的“港门主”以客家话发音，为“kong-moon-choo”，即矿区大地主。在殖民前的马来苏丹时代，他们向马来统治者取得大片领地，有的自行开矿，更多的是将矿地转租给其他人。向港门主承租土地开矿的矿主或锡矿公司，需要向港门主缴纳十一税，此外，在当时各方首领频繁发生战争之际，港门承租者亦须在金钱或人力上提供协助（besides rendering assistance either in money or men in the then frequent warfare between rival chiefs）。因此一个港门是由许多不同的矿场或锡矿公司所组成的集合体，马来苏丹时代港门主的权力实际上则相当于封建领主。

到了英殖民时期，港门主的领地被收归国有，并重新划分为较小的区域，再进行分配给当代不同的港门主。他也指出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也是其中一名港门主。

空间上，港门的空间范围多以河流为单位，有些可达到整个河流的流域，有的则是某一条河流及其支流，其范围以召集苦力用的木鼓声音所及之处，或公鸡啼叫可被听见之距离为限。

笔者认为，矿区与河流高度依存的关系源于当时的生产技术，华人从事锡矿生产时开发出一套流水线式的作业流程，先挖掘隔沙，再倒入金山沟进行反复淘洗，以便将矿砂和泥沙分开，因此极为需要从河流引水，以便水能够源源不断地流入金山沟，许多矿场都不会离河流太远，这或许也是“港门”一词之所以出现的原因，所以港门空间实际上是特定生产技术下的产物。

从上述的讨论当中，可以确定的是，港门与早期锡矿生产密不可分，算是一个矿区的聚落，机能性相当显著。港门里面以港门主为中心，港门主就像是一家购物中心的大老板一样，将其购物中心分租给不同的商家进行营业，这一聚落体系与传统中国稻作农村的租佃制度如出一撤。那么，作为矿区聚落的港门，其聚落内部的社会结构是如何运作的？

跨域的拿律港门体系

透过Pasqual对于港门主的描述，我们对拿律义兴和海山矿区的内部运作也有更加清晰的理解。在马来封地主的操作下，拿律华人按照港门分属海山和义兴两大赋税单位，基本奠定了拿律华人社会分属两大阵营的格局。

史料上，以海山公司领袖郑景贵所租得的吉辇包为例，取得一个大矿区之后，海山公司首六个月每月会向马来封地主缴纳8000元的租金，之后每月则以1万元的租金续租。

海山系统的公司以港门主郑景贵为首，在承包得整个吉辇包大矿区的矿权之后，底下便开始招揽锡矿公司进驻。在1860年代中期，吉辇包一带已约有近30家采矿场，其中20家属于增城人、3家属惠州人，另外3家则是由增城和惠州人合伙经营。因此现今在走访太平湖时，所见到的大大小小的湖泊，正是海山港门底下各个不同锡矿公司的矿地。

郑景贵告诉瑞天咸（Swettenham）， 他在吉辇包将九成的矿地租给五邑人经营的公司，一成租给四邑人 。对于四邑人，若他们自行准备资金的话，则地租的计算方式是抽产出锡矿的10%，若他们的经营是由郑景贵本人提供资金及安排水源的话，租金则是以20%计，上述租期一般上是一年至五年。义兴港门底下实际采矿的大多是惠州人，根据1860年代中的记载，这里的矿场共有20家，其中15至16家属于惠州矿、3家属增城矿、1家为福建人所经营。

在太平两大港门的格局下，各港门内部也有各自的社会公共体系，由此便不难理解现今两座毗邻甚至合为一体的市镇，在距离非常近（约6公里）的空间范围内，会出现两座广东义山、两个广东人的信仰中心（领南古庙、粤东古庙）。

在港门里面的各个矿场之下，又是另一个次级的运作体系。在机械还未取代人力的时代，锡矿生产是有一个劳力密集的产业，从清理森林、搭建房屋和矿架及引水设施、顾请矿工、伙食、挖沙、淘洗、熔锡、运输等等，每个环节无不牵涉到巨额的人力及资金投入。

在此情况下，可以见到矿主往往需要筹措资金才能够进行开矿。因此矿场公司结构当中，除了账面上的矿主之外，还有背后出资的缴主。采矿风险极高，这种不可更新的资源有别于种植业，它往往取决于锡矿的有无及价格的波动，因此唯有丰厚的利益才能驱使高风险的投资。

纵观拿律缴主的身份，不外乎是粮食商、船运商、苦力贩运商、贸易商，以及烟酒赌当等专利的饷码主，槟城的财主像是王文德、邱忠波、邱天德、 林宁绰、潘兴隆 、辜上达、郑景贵等都在其例。他们以投资人缴主的身份掌控了矿场甚至是港门内部的各种专营权。

像是贸易商以各地买卖之便，从其他地方进口低价的粮食至槟城，再以高价运往拿律贩售。同时也借由矿区内部的赌场、鸦片、当铺、妓院的专卖来将苦力所取得的工资赚回，最大化矿业投资的利润。此外，缴主也能以低于市场价格收购矿场所生产的锡矿。这些循环大幅抵消了锡矿这一不可更新资源的风险。当然，矿主和缴主底下还有财副及经理、工头、矿工、伙头等等的角色，他们都是矿场公司的基本角色。

由这些角色可以见到，港门虽然在实体空间上与河流、资源采取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但是在社会空间上，它却是一个跨越槟城和拿律，由产销体系与租税制度构成的一个利益集团。从拿律两大港门的运作，配合Pasqual的一手材料，也不难理解在拿律战争开打时，港门内部的集体动员。因此拿律战争，其实是场商战。

港脚与港门的记忆残存

回到我们的核心问题——什么是港门？回顾了港门的分布、字面意义、早年的运作以及拿律的经验，可以得知，港门并不只是一个聚落，而有人采矿也不必然会出现港门，港门实质上是特定时空与特定生产方式下，以锡矿生产和销售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空间。

港门体系的运作不禁让人想起已故澳洲学者Trocki所研究的柔佛港主制度（Kangchu System）以及港脚（Kangkar）聚落。柔佛种植区的港主角色其实如同矿区的港门主，他们从新加坡招来园主垦地种植，让一些投资者经营特许经营事业，港脚区内的人与人之间也有着租税和产销结构上的关系。在投入和运销方面，柔佛的港脚也高度依赖新加坡的资本和市场，整体的运作模式与港门体系相似。透过港主制度和港门体系的运作，分别使马来半岛内陆的种植区和矿区在短时间内迅速开发。

到了英殖民时期的19世纪末，无论是港脚或是港门都因为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而走向解体与质变。像是柔佛港主制度在1917年《港主权力废止条例》（The Kangchu Rights (abolition) Enactment）颁布后，港脚便由甘蜜园转为橡胶园地景，港主权力消逝，社会关系解体。现今，港脚大多在现代都市扩张的过程中，成为了住宅区。新加坡的港脚更成为了地铁站的站名。

同样地，随着锡矿的枯竭及生产体系的转变，以港门主为首的港门社会空间体系也逐渐解体，它的消失程度可能更胜港脚。除了甘文丁还在沿用“新港门”这一地名之外，港门这一聚落单元几乎已经被人遗忘，每当我们听到本地诸多以“港”为单位的地名，像是知知港、仙水港、福隆港、文良港、陈厝港、丰盛港等时，除了对于河流、港脚的意识之外，又有多少人的脑海会浮现“港门”二字呢？

资料来源与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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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权，新⼭⼈，台湾师范⼤学地理学系博⼠，现为新纪元⼤学学院助理教授。关注本⼟历史与文化，著有《柔佛新⼭华⼈社会的变迁与整合:1855-1942》、《赤道线的南洋密码：台湾＠马来半岛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志》、《拜别唐山：在马来半岛异域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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