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2026年4月1日愚人节，首相安华宣布联邦政府各部门及官联机构从4月15日起每周居家办公三天，以应对当前全球能源危机。

这项政策并非适用于所有公务员，而仅限于在布城、吉隆坡、雪兰莪及各州首府工作者，且相关公务员必须居住在距离办公室8公里以外；安全与国防、医疗以及教育领域公务员被排除在外，以确保政府推动公务员弹性工作的同时，仍能保障公共服务不受影响。

事实上，这并非我国第一次落实类似政策。疫情期间，公共部门就曾大规模采用居家办公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政府具备基本的数字化与远程协作能力。不过，当时的居家办公更多属于应急安排，其制度设计、绩效评估与监督机制，并不能与如今的常态化公务员居家办公直接类比。

权衡节能与效率

从经济角度来看，这项政策的动机非常明确，旨在减少通勤与燃料消耗。然而，我国经济学家杰弗里威廉（Geoffrey Williams）指出，这项政策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成本，但由于公共部门中大量岗位属于医疗、教育及执法等无法远程执行的工作，真正能参与居家办公的人数其实有限。

而约130万名公务员中，估计只有约26万人符合条件。若按每周居家办公三天计算，每月通勤天数可减少约8天，预计可节省940万公升RON95汽油，约为1770万令吉的补贴。

听起来不少，但若放到全国规模来看，其实只占全国汽油使用量约0.7%，补贴支出更只有约0.4%。要真正看到更可视化的成果，关键在于这项政策会不会扩展到更广泛的群体。

如果政策仅限部分公务员，其效果自然有限。但如果官联与私营企业也广泛采用类似安排，情况就完全不同。研究估计，如果公共与私营部门同时推动远程办公，高峰时段交通量可能减少25%，每月燃料补贴甚至可节省高达10亿令吉。

无论如何，围绕在远程办公政策最核心的争议，始终集中在“效率”两字。

公务员居家办公政策刚宣布，不少网民便抱着怀疑甚至嘲讽态度质疑相关成效：“炒掉他们省更多”、“原本不塞车，现在却水泄不通，原来爸妈都WFH出来载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干脆全部人都在家工作”，足见我国公务员办事效率低的刻板印象，是如何地深入人心。

斯坦福大学一项研究指出，远程办公对行政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结构性差异：远程办公适用于需要高度专注、独立完成的工作，例如数据分析、文件撰写、报告处理及小型线上会议；而实体办公则更适用于需要即时沟通、团队协作、培训交流与创新决策的工作场景，例如大型会议、跨部门协调及前线的任务执行。

这也是为什么国际上多数政府与企业，最终选择的并不是全面的远程办公政策，而是类似于我国政府所落实的混合或灵活办公模式。

给予弹性，但精细管理

英国政府在疫情后明确要求公务员每周需有一定天数返回办公室，原因就在于全面远程工作会削弱团队协作与政策沟通效率。澳洲政府也采取弹性办公制度，同时强化数码工具与远程协作流程，以减少沟通成本。

欧洲一些国家如荷兰与芬兰，则将远程办公视为员工权利的一部分，荷兰政府甚至会给远程办公的公务员发放特别津贴，以补贴其在家为工作所支付的水电等费用。但两国仍保留部门自主裁量空间，公务员必须符合绩效要求，并在需要时回到办公室实体协作办公。

亚洲国家则普遍相对保守。新加坡政府推动混合办公模式，但强调关键的公务员岗位必须维持实体运作，所有远程办公申请也都需要经过相关流程批准。日本政府则尝试推动公务员灵活远程办公制度，但由于文化偏好，不少部门并不积极响应，采用率仍十分有限。

综合各国经验可以看到，推行远程办公政策，至少要注意三点：

第一，明确适用范围。不同岗位对实体办公依赖程度不同，不能一刀切地强制落实单一办公模式；

第二，建立清晰绩效与责任机制，让工作成果成为核心，而不是单纯考核在线时间，并同步强化数码基础设施与沟通流程，减少远程协作的效率损失；

第三，则是一套成熟的持续评估机制，涵盖公共服务质量、公务员表现，以及经济等领域影响，并定期向公众发布相关评估结果与报告。

远程办公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工具。真正重要的，不是有没有落实远程或灵活办公制度，而是能否在现代化、节能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可否复制至私营企业？

公务员居家办公政策，实际上是一场对治理能力的检验。它要求政府从传统的“现场导向管理模式”转向“结果导向管理模式”，即从依赖面对面物理空间的组织方式，转向依赖远程沟通技术与制度的新型运作模式。

而对私营企业而言，这次的公务员居家办公政策，其实也是一次重新思考工作模式的契机。企业应针对不同的业务性质，尽早确认哪些岗位适合远程或灵活办公、哪些则必须实体运作，同时建立并完善以成果为导向的绩效考核体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灵活办公模式正成为当今人才吸引越来越重要的条件。根据马来西亚招聘机构SEEK的调查，不同世代对居家办公安排的偏好度都超过五成，千禧世代与00后的支持比例更超过了七成。

此外，微软发布的未来工作趋势报告也显示，高达77%的马来西亚受访者希望灵活远程办公安排持续存在。远程或混合办公对于提升员工满意度与留任意愿，将有越来越重大的正面影响。

这意味着对越来越多年轻人才而言，是否提供灵活的办公制度，已经不只是纯粹的福利问题，而是影响雇主竞争力的直接因素。若企业长期跟不上这项趋势，未来恐怕会越来越难以吸引与留住优秀人才。

但与此同时，玛拉工艺大学一项发布于国际商业与社科期刊的研究指出，远程办公的表现与效率高度依赖于企业的管理方式、技术支持、工作任务灵活性三大条件。换句话说，如果企业组织的制度清晰、管理成熟，灵活办公制度或可提升员工效率，但如果企业文化高度依赖于传统的“人盯人式管理”，远程办公反而可能会暴露更多问题。

世界银行2025年发布的马来西亚职场包容性研究报告更指出，我国目前高达75%的企业仍依赖于实体办公制度，约39%的企业有超过一半的业务运作需要员工实体到场，另外36%的企业则有两成至五成的业务需要实体办公。尤其制造业、矿业与农业领域，实体办公仍然是当前最合适的工作模式。

由此可见，远程与灵活办公制度在我国职场当前仍存在着现实限制，适合作为针对特定岗位与情境的弹性安排，而不是全面替代实体办公的主流工作模式。

不过，报告也指出，当前已实行灵活办公模式或弹性工作安排的企业中，高达74%指出生产力与效率有所提升，仅不到3%认为整体生产力下降。

除了效率表现，这些企业更指出灵活办公模式带来了诸多的附加效益，如提升员工整体福祉、改善团队协作关系、减少内部摩擦、以及扩大招聘范围，更容易吸引多元人才，其中包括更多因兼顾家庭而更看重灵活办公模式的优秀女性员工。

现实条件与理性取舍

科技进步带来的改变，并不只是让工作变快与沟通更方便，而是在更深层次上重塑人们对体制、组织与劳动价值的理解。过去的工业时代强调稳定、服从与标准化，但如今的数字时代则更强调弹性、个体自主与制度的持续演变。

同时，科技也推动职场从注重以流程维持秩序，转向以数据优化决策。过去许多组织依赖层级审批与人治进行协调，而如今越来越多管理模式能被数字工具量化，绩效与项目进度都可以通过科技实时追踪。

未来真正有竞争力的组织，或许不是监督最严密的组织，而是最能适用技术优化成员行为的组织。科技进步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高效”、“工作”与“上班”等概念的理解。如果制度与管理思维仍停留在旧时代，那真正落后的并不是员工，而将是组织自身。

同时，科技也并非放诸四海皆准的答案。一味追求数码化，把远程或灵活办公视为先进象征，却忽略不同工作的性质与实际需求，同样会带来反效果。科技应当服务于工作，而不是反过来让工作迁就科技。否则，再先进的技术与制度，也可能因为用错场景而适得其反。

这意味着员工本身也需要有相应的觉悟，灵活自主并不代表责任的减少，更不是所有的工作岗位都适合落实远程或灵活办公模式。不同环境适用不同的协作模式，能否实行更灵活的办公制度，仍取决于工作性质，以及员工是否具备充足的自律性与责任感。

综合而言，当前国际与国内经验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远程与灵活办公制度从来不是灵丹妙药，而是一种需要精细管理的工具。用得好，可以提升行政与职场效率、降低成本、并改善员工生活品质；用不好，则可能导致效率下滑、沟通断层，甚至引发管理危机。

关键并不在于要不要推行相关制度，而在于政府与企业有没有能力持续调整与优化制度，并根据现实条件作出理性取舍。说到底，远程办公模式与灵活办公模式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一个组织深层次的管理水平。制度完善的单位，即使见不到人，也能运作如常，而制度薄弱的组织，即使所有人都端坐在办公室，也未必更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