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特约】

先进晶片受到管制,与它的用途有关。同样的运算能力,可以用于商业人工智能,也可能用于武器研发、情报分析或网络攻击。这就是所谓的“军民两用”。美国提出的管制理由,是防止有关技术被用于损害其国家安全的活动。因此,管制针对的是符合特定技术条件的晶片、交易对象和用途,并非所有晶片一律禁止出口。

从美国国内法来看,主要授权来自《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令》(ECRA)。这项法令授权美国政府管制受其管辖的物品、软件和技术的出口、再出口及境内转移,并规定哪些交易必须取得准证。有关规定则通过《出口管理条例》(EAR)实施。这次针对先进晶片和远程运算服务的新措施,就是在这套法律框架下制定的。

业者购买、转售或使用受管制晶片,有关交易就可能须取得美国当局的准证。即使设备一直留在马来西亚,向特定海外客户提供大规模远程运算服务,也可能受到新规则限制。企业不能只看设备有没有离境,还需要了解客户是谁、设备用来做什么,以及哪些活动需要获得批准。

这些要求会产生实际的经济影响。对于提供人工智能训练和高阶运算服务的数据中心,先进晶片是必要设备。取得不了设备,已经建好的厂房和配套设施,就可能无法按原定计划投入运作。资金已经投入,并不表示预期回报一定能够实现。政府因此有理由关心晶片供应,也有理由避免我国被利用来从事违法交易。

企业合规与政府执法,是两回事

不过,企业受到外国法律约束,并不当然表示政府可以直接依据外国法律处罚企业。企业面对的是交易上的法律责任,政府面对的则是行使公共权力的依据。外国提出调查要求,可以成为我国依法了解情况的起点;是否已经违法、能够采取什么行动,仍须由我国执法单位依据适用的法律和证据判断。

这也说明,政府不能只要求企业“自行合规”,却不说明合规究竟包括什么。企业需要了解相关法律,建立客户和用途核查程序,并完成所需的申报和准证申请。政府则应提供指引和培训,让本地企业能够理解这些责任。合规能力需要在日常经营中建立,不能等到交易受到调查,才开始寻找法律依据。

与此同时,政府也需要检讨《2010年战略贸易法令》及相关法律,是否足以处理这些活动。现有规定已经涉及特定先进晶片的出口、转运和过境,但设备跨境移动,与海外客户远程使用设备,法律上未必属于同一种行为。如果确有不足,应通过适当的法律程序,清楚列明管制范围,并补足必要的查验、调查及执法权限。

法律在这里承担两种作用:一方面让政府有能力处理违法交易,另一方面让企业知道自己会受到什么要求和限制。因此,哪些资料必须查核、什么行为构成违法、执法决定有什么依据,以及企业如何提出申诉,都应有清楚的规定。“违反贸易伦理”可以引起商业上的质疑,但当局要采取惩处行动,仍须证明具体的违法行为。

对于中国企业,同样需要坚持这种区分。欢迎中国投资,并不表示有关企业可以免于监管;要求企业守法,也不表示政府可以因为它来自中国,就先作出不利判断。如果同样的交易、用途和风险,因企业来自不同国家而得到不同处理,争议就不再只是某家公司是否合规,而是我国的执法标准是否公平。

加强监管,不等于照搬美国

马来西亚过去参与的“美国海虾案”,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经验。美国以保护海龟为由限制海虾进口,马来西亚是提出挑战的国家之一。在2001年的后续裁决中,上诉机构区分了要求外国采用与美国基本相同的制度,以及允许外国采用适合本国情况、但保护效果相当的制度。

这个案件涉及环保例外,不能直接决定晶片安全管制是否合法。但它说明了一个重要区别:承认监管目标,不一定需要接受完全相同的监管方法。马来西亚可以建立自己的客户核查、设备流向和用途管理制度,再以实际成效争取美方认可。这样的合作,才有本国法律判断参与其中。

当然,监管得到加强,也不表示业者一定能够取得美国当局的批准。政府仍须争取清楚的申请条件和合理的审批程序,以及政策改变时对现有项目的适当安排。否则,企业虽然承担更多责任,却仍无法判断设备何时能够取得,投资的不确定性并没有因此消失。

马来西亚需要让投资者相信,他们可以在这里依法经营,也必须为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外国伙伴则需要相信,我国有能力执行自己的法律,而不会容许企业利用监管不足规避适用规定。如果这些要求和做法都能让外界理解,加强贸易合规就不只是回应美国的压力,也能让投资者更有信心继续在马来西亚经营。


翁敦强,跨国企业法务与国际贸易合规专才,拥有法律硕士(国际贸易与商法)及会计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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