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政府年复一年一再被揭露涉及各种“天价”采购和浪费公帑的弊端，公民社会要求政府追根究底，推行制度改革根治这些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响。

大马国际透明组织主席刘胜权今日发表文告说，每当总稽查司提呈报告都会揭露“天价”购买器材、货不对办不能使用、设施超出需求和抬高价钱、采购没有招标等弊端，许多人都会感到震惊。

他表示，一些人可能会政治正确的说，这些“错误”可能是因为缺乏知识和培训，以及管理不善而发生，但是他们不能排除里面其实也含有贪污的元素。

“这类弊端年复一年再发生，对付涉及人物的行动也没有公诸于世。”

“我们必须制定有效的防止措施来对付这类舞弊。若要有明显的改善，就必须鉴定允许滥权者趁机牟利的根源。”

私营化合约是典型例子

他认为，政府人员滥用职权贪污的问题，往往是源自政商勾结“俘虏国家”（state capture）的过程。参与重要决策的公职人员滥用这项特权来改变政策、程序和过程，以利惠他们自己或代理人。

“国家俘虏往往是通过一系列操弄过程进行，并且涉及政治人物、高层官员和商人。他们串谋操弄招标有利于他们的选择。”

“国家俘虏”是世界银行企业腐败报告提出的概念，主要是形容高层次的贪污案件，一小撮公司或个体主动通过不透明方式提供好处给官员和政治人物，来操弄政策。

刘胜权表示，漏洞百出的公共设施私营化合约，就是“俘虏国家”利惠特定人士的典型例子。

“在许多案件，涉及的公务员个人并没有受到利惠。但是，他们可能是害怕受对付，或者是他们想要对上司忠心，因此他们就算知道这有违良好管治，但他们还是执行特定指示。”

“更何况，由于无所不包的官方机密法令导致政府决策过程不透明，公共廉洁受到打击。”

政治凌驾于公务员意见

刘胜权也指出，“俘虏国家”往往发生在高度政治化的公共服务领域，政治权宜之计往往会凌驾于公务员的意见之上。

“这往往也会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衡制度，以及滥权者相信他们能免受调查和提控而发生。”

“再加上缺乏制度改革来加强廉洁，以及法律的透明度，滥权者认为他们可以很容易从政府谋取经济利益，无需担心受到对付。”

他也敦促政府，如果想要明显改善财务管理，就必须采取大胆的措施，来停止任何包庇“俘虏国家”的贪污机制。

招标过程须获独立监督

他认为，政府的采购程序特别是涉及大宗款项的项目，必须确保每个招标过程都获得独立的监督。

“捷运工程现在奉行的作业程序就值得赞赏。”

“反贪会和总稽查署所提名的独立监督人员必须奉行真正的独立性，没有任何偏颇或畏惧。”

刘胜权强调，随着政府赤字越来越高涨，以及逐步撤销津贴，公众人士要求看到更多的廉洁，以及更透明的决策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