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夕乍晓】

当前马华文化的发展，大致可从三方面来看。一是朝向草根化的方向发展，只不过它做了包装，让外表看起来更精致更时尚，以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尤其是为了吸引年轻人的参与。

譬如年轻一代对祭祀与游神活动的趋之若鹜。然而，鮮有人留意到笼罩着整个活动的草根性，那掩盖不住的是年轻人的投注力、奔放与喧哗，以及原始精力的展示与贲发，背后却是羸弱、单薄的文化体质。

非精英的倾向

令人意外的是，如此的发展趋向跟维持马华社会本质的华文教育采取的策略有同构性关系。为了促进华教的生存与发展（华社时刻强调“自强不息”），以及抵抗倾斜的教育体制，华社秉持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精神与实际需要，族群文化难免不朝向普遍化、草根化的方向发展。草根化的结果是节日性与仪式性愈来愈浓厚，两者之同构性于焉可见。

当然，草根社会并非一无是处，强调集体精神与其自身的韧性固为其积极的一面，具体言之，草根结构往往意味着群众性与生命力顽强、非正统、非精英的，也可以视为于非精致的、流俗的、非汰选的。

先贤认识局限

华人自十九世纪中晚期大量南来，以苦力阶层为主，形成了大马华人社会结构中庞大的草根阶层。他们的教育层度不高，社会上升之路主要透过攒聚财富来达致。

历史中不少华社先贤如陆佑、张郁才，都出身贫寒。他们事业有成之后，纵使有心推动文化，限于认识上的局限，文化资本的积累被动性较大。

马华社会很少如陈嘉庚这样的儒商人物，他有用人的眼光，他办报办教育，任用胡愈之和其他南来文人（战前战后两个时期），足见其识见与魄力。这是他和其他草根出身的先贤的最大不同。

思想格局盆栽化

其三是思想格局盆栽化，这在文学界体现得最透彻，近年来大力鼓吹的微型小说写作就是一个例子。目前文坛提倡的微型小说写作可说是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消费主义低头，进而促成思想力的萎缩。

长篇小说（novel）作为一种书写文体或体制是因应17世纪至19世纪特殊的西方时代氛围，其时适逢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百年（17世纪），历经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一直到19世纪欧美工业革命时期。

那是一个人文主义抬头、经济进步与工业文明的大时代，人类面对形形色色的新问题，小说（特别是写实主义长篇）适时诞生，并非毫无因由。

然而，更重要的是写实主义小说的客观性（写作立场）、科学性（剖析）、整体性（社会网络）、思想性（历史与社会透视）决定了它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浪漫主义小说也逐渐走向成熟。这些都是长篇小说赖以萌芽与生长的条件。

不言而喻，微型小说无法负载这些元素，铺演与解剖问题受文体条件所限，思想阙如，结果是价值与意义丧失，作为特殊文体的小说成了虚无的存在。华社原带有的草根性与流俗性本质，在微型小说创作的大气候底下，如何可能使马华思想更丰富、更有内涵？

文学已然被虚化

微型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求轻、快、短、薄，但很少人注意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当文学写作可以和思想隔开，作品只能变成消费品，或为了满足作者私己的审美惰性，至此阶段，文学已然被虚化，这恰恰与文学之为文学的精神相悖。

文体的诞生显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过度物质化与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作家们心浮气躁，一味追求轻短、便捷的创作，自然谈不上有什么思想。这是微型作为一种文体的局限，也反映出马华文学发展的隐忧。

此外，也有一些作品，以戏谑、胡搞写作为乐，无视人们长期面对或关心的问题（不接地气），这是否造成马华作家很难在公众心中留下位置？

作品应关注社会国家

摆脱思想格局盆栽化可通过开拓中长篇写作，并注入更多思想成分，重点在对历史的穿透力与对现实本质的掌握。譬如在思想上，当前的马华作家应如何想象“他者”，关注思想、社会和国家。

1947至48年，以金枝芒为代表的本土左翼作家提出具分水岭意义的“马华文艺独特性”和“此时此地”的观点与命题，不久后迎来独立建国诉求，新马两地文化/文学界旋即提出“马来亚化”（Malayanization）理念，并引起热烈的讨论。

如今回顾，前后两者并非毫无关系。独立建国超过半个世纪，今天再提“国家”，任何否定的理由都不成为理由，只因当中有华社未完成的功课（未竟之业？）。

作为边缘的、资源有限的小族群，马华文化的发展断不能任它自流发展，最终反过来由草根性思想来主导进路。否则，华社只能随波逐流，而最终趋向琐碎化、内卷化、流俗化和短视。正确的说，华社需要平民精英的引领，马华文化才有可能走出现有的格局。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