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纪录片《还有一些树》后的三个提问
【此城彼城】
廖克发导演新作《还有一些树》日前在自由电影节播映，引起热烈的讨论。这部纪录片的主题是马来西亚的种族问题，“种族”贯穿了两条叙事主线，一条是原住民的土地权益和马来政权对其施行同化政策的困境；另一条是五一三事件的口述历史，受访者涵盖三大种族。
纪录片直接碰触了敏感的马来人特权议题，更直接揭开了五一三的历史伤口，也算直接地批判了种族主义政策。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的纪录片创作脉胳里，很难用好或不好来评断一部像《还有一些树》这样的纪录片，因为我们需要更多认真且用心纪录创伤历史的创作，也欠缺愿意站出来说话的受访者。
我也无意严谨地从美学或历史分析的角度来评论作品，我认为《还有一些树》是一部用心的作品，这部作品有许多讨论的空间，也激发了我的一些问题意识。
【此城彼城】
廖克发导演新作《还有一些树》日前在自由电影节播映，引起热烈的讨论。这部纪录片的主题是马来西亚的种族问题，“种族”贯穿了两条叙事主线，一条是原住民的土地权益和马来政权对其施行同化政策的困境；另一条是五一三事件的口述历史，受访者涵盖三大种族。
纪录片直接碰触了敏感的马来人特权议题，更直接揭开了五一三的历史伤口，也算直接地批判了种族主义政策。
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的纪录片创作脉胳里，很难用好或不好来评断一部像《还有一些树》这样的纪录片，因为我们需要更多认真且用心纪录创伤历史的创作，也欠缺愿意站出来说话的受访者。
我也无意严谨地从美学或历史分析的角度来评论作品，我认为《还有一些树》是一部用心的作品，这部作品有许多讨论的空间，也激发了我的一些问题意识。
无可迴避的差异
我有三个问题意识。首先，想要谈的是导演处理“种族”的手法。映后座谈其实也有观众提出，将原住民和五一三事件放在一起似乎难以连结，导演的解释是，他要谈的是马来西亚种族问题，原住民自然不能排除在外，因为他们也是马来西亚人。
廖克发有意识地在作品中模糊种族的界线，并企图将种族框进“马来西亚人”这个国族架构里。
这种说法耳熟能详，国内自由派对种族主义政策的批判和反抗很常导向去种族化的“马来西亚人”想像，更激进的还企图否定种族的身份，建构所有人都是混种／杂种的新身份。
“马来西亚人”想像的方向不一定是错的，它在特定的政治抗争中或许是可行的策略。但是，问题来了，如果在反对种族主义政治时，将种族身份模糊化是唯一的策略，就很可能无法看到问题的核心，甚至反其道对弱势族群形成无意识的压迫。
原住民的问题就是一例。许多观众对于原住民与五一三事件的并例是有意见的，很明显的是种族这条线串连不起两者。原住民的问题很复杂，种族歧视只是其一，而原住民承受的种族歧视也不同于华人和印度人，马来政权同化原住民的力度是更大的，而原住民的反抗力量是更弱的，因为他们还有阶级弱势的身份。
原住民被迫进人现代化生活，当他们不愿放弃传统生活方式，土地却被资本家步步併吞，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吊诡的是，那些指使推土机进入原住民森林的人很可能是华裔或印度资本家，他们和马来政权站在同一阵线，歧视原住民文化，强行否定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
把原住民和华印旅群放在同一阵线去对峙当权者，一方面把原住民框进“马来西亚人”的想像里，另一方面就得把华印压迫者隐没起来，如此很难深入讨论原住民所面对的问题，甚至会有消费之嫌。
所以，我希望提出让大家思考的是：建构共同身份是反种族主义的唯一策略吗？模糊种族是建构一个共同身份的必要条件吗？如何在反种族主义的策略上纳压入差异？如何在看到差异后不以优先顺序来处理差异？
本位问题
“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的思维也延伸了我的第二个问题。我的不全面观察是，谈种族问题的创作都被要求做到公平对待和平均分配。此纪录片访问许多五一三事件目击者和受害者家属，前者有平均的种族配额，受害者家属则以华人居多。
映后座谈有观众提出，为何没有马来受害人家属的角度。这些反应可以理解，五一三死伤者确实不是单一种族，尽可能呈现多角度来再现历史是必要的。但我担心这政治正确背后有一个迴避：迴避本身的种族身份。不应该华人本位、马来人本位、印度人本位，那会不会有一个危险：我们不去面对本位的问题？
身为一个华人和身为一个马来人，因着文化差异和政治身份差异，必然是不同的，那不同不只是思考方式，也包括情感感受的面向。在五一三事件里，华人和马来人也必然有不同的际遇，不同的历史认定，不同的影响。这些不同，我相信是必须要诚实面对的。
政治正确的“马来西亚人”身份，可以提醒所有种族，有些时候不必要将自己的文化和种族放在优先顺位。但是，在多元种族的社会里，一个人具有多种身份的拉扯是必然的，不可以忽视的，也是应该公开讨论和处理的，所以我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创作者是不是应该更诚实面对自己的种族身份？
研究的责任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创作的问题。看过廖克发导演的两部纪录片，我目前的心得是，导演是个喜欢处理意像和情感张力的导演。片名《还有一些树》就是一个很好的意像，灵感应该来自于片中一位华人目击者的口述。
他站在市中心的某个路口回忆当年当地发生的杀戮，他指着路边的路说还有一些树，这些树都是目击者。
树象征了记忆，而导演利用原住民居住的森林被砍伐的画面，带出树的双重意象；象征了记忆的树是脆弱的，随时会被消灭。
此意象带出口述历史的重要，特别是一件刻意被掩盖的历史事件，必须及时纪录下来。廖导似乎也是抱着趁历史见证者健在的时候，努力完成这部作品。
然而，我对《还有一些树》的观感是情感很满但理性不足，无论是在意象创作上还是处理口述资料的手法上，都比较偏重在情绪张力和情感召唤。
我所谓的理性是议题探讨的思辩能力，像学术研究者一样做厘清和分析，并且提出新的观点。
我个人觉得片子理性不足的原因是，导演对种族的思考不是那麽清晰，这反映在原住民问题的处理上。他对历史的处理是尽可能还原个人记忆，却没有讨论个人所参与的结构。
我可以理解影像叙事的局限，也因此对于我要提出的问题是犹豫不决的，但即然会提出这个问题，无可否认是有此期待：纪录片工作者有责任像研究者一样处理素材和史料吗？
很显然，这是一篇只提出问题而不急着回答的评论，如同第三道问题，或许读者也可以思考一下：评论者一定要给出问题的答案吗？
曾丽萍，毕业于新闻所，曾担任记者和讲师。阅读兴趣包括城市、性别、现代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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