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国语论：六十年代左翼语言论争
【一笔之力 】
自建国始，语言政治就像幽灵一般，缠绕着马来亚，久久不去。原因在于，这是一个两极社会。各族对于应该拥有一套怎样的语言政策，意见纷呈。
事实上，即便在同一族群内部，意见也不必然一致。1960年代中期，在左翼华语社群中引爆的一场漫长的语言政治论争，多少说明其中的复杂性。
我们知道，立马来文为国文，是建国时各族的一般共识。但是否也应使之成为唯一官方语文，就众说纷纭了。概略来说，一般上马来人会认为这是必须的。反之，非马来人，特别是华语社群，则对新加坡的多元官方语文制度心嚮往之。
其实，早在1952年左右，华教人士已意识到，如果华文无法取得官方语文地位，很可能会在国民教育化的洪流中惨遭淘汰，因此极力主张华文应立为马来亚的官方语文。
【一笔之力 】
自建国始，语言政治就像幽灵一般，缠绕着马来亚，久久不去。原因在于，这是一个两极社会。各族对于应该拥有一套怎样的语言政策，意见纷呈。
事实上，即便在同一族群内部，意见也不必然一致。1960年代中期，在左翼华语社群中引爆的一场漫长的语言政治论争，多少说明其中的复杂性。
我们知道，立马来文为国文，是建国时各族的一般共识。但是否也应使之成为唯一官方语文，就众说纷纭了。概略来说，一般上马来人会认为这是必须的。反之，非马来人，特别是华语社群，则对新加坡的多元官方语文制度心嚮往之。
其实，早在1952年左右，华教人士已意识到，如果华文无法取得官方语文地位，很可能会在国民教育化的洪流中惨遭淘汰，因此极力主张华文应立为马来亚的官方语文。
通用语取代国语
然而，也有一些华语人有不同见解。他们以为，要实现民族平等原则——各族在教育、文化、政治与经济等领域的权利一概平等——不必然就得接纳国语、官方语文这些概念。反之，他们提倡“普通语”或“通用语”，取代“国语”，以追求语言平等主义的乌托邦理想。
这一种“反国语”论的提出，多少跟华教运动的发展有关。1960年代中期，联盟政府准备提呈《1967年国语草案》，眼见“马来语为国语、且为唯一官方语文”政策即将成为事实，华社在沈慕羽领导下发动“华语官化运动”，这在左翼华语社群中，特别是以华人党员居多的劳工党，引起一波涟漪，纷纷响应参与。
劳工党于1951年创党，初期党内尽是“反共亲英”份子。1953年一批费边社主义者加入后，才脱胎换骨，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但是，此时以英文教育源流党员为主干的劳工党，倾向于支持单一国语和官方语文政策。
唯有到了1965年之后，党内掀起反右运动，把英文教育源流的党员挤出领导层，华文教育源流顺势上位后，才提出结合董教总的民族文化斗争路线，发动争取列华文与淡米尔文为官方语文的运动。
冲击左翼运动内外
这个语言政策的转向为左翼运动带来两个新发展。首先，它成为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的结盟）分裂的一个导火线。其次，“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口号，在华语圈内引起激烈争辩，背后牵涉到语言平等的理念、现实与务实的拿捏等多种因素，加入战围的包括新马两国的左翼政党。最终在一次次的论辩中，口号的反对方进一步地批判国语。其中几则言论摘录于下：
“在平等的社会里并没有所谓‘国语’、‘官方语文’的，有吗，就是对外关系语，普通语等。所以目前许多人提出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的口号是错误的，尤其是左翼人士更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立场，正确的来说，这口号应该是争取各民族语文一律平等。”（〈对当前语文问题的看法〉，《电讯会讯》创刊号，1967年2月18日）
“我们认为在马来亚人民当中，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农民、渔民和小商人，马来语是最通用和最容易接受的语言。因此，我们支持利用马来语作为人民的通用语（普通语）。我们应该使用、鼓励并发展马来语作为通用语（普通语）……必须採取自愿参加的原则来对待各种问题。”（《我们对语言问题的态度》，新加坡社阵密件）
去到最激进的情况，甚至提出反对发展马来语为普通语或通用语，而认为：
“我们只承认单一民族的通用语（普通话）而不承认各民族的“人民的通用语”。（《我们对语言问题的几点意见》，新加坡厂商工友联合会发表，1967年1月27日）
其他观点，如批评新加坡多元官方语文制度的虚伪性、国语、官方语文概念是帝国主义发明出来的统治工具；等等。
这些激进的“反国语”论，有些背离了现实，不少更是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国语是帝国主义的统治工具）。尽管如此，“反国语”论却是马来亚语言政治斗争史中，独树一帜的观点。
确立语言民族性命题
必须指出，这一套论述的产生，不仅紧扣本土政治现实，同时也跟国外的理论资源有关，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降中国与苏联的左翼理论。无论是直接或间接，不管透过怎样的管道，1966-67年语言政治论争中所陈述的各种观点，多少可以在上述两大共产国家找到理论的源头。
从传统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观点来看，语言是上层建筑，必然有阶级色彩。统治阶级操弄语言，达到奴役被统治阶级的目的。因此，1966年12月18日雪州人民党分部发表〈对“争取列华印文为‘官方’语文”口号问题草案〉,就提到：“语言教育问题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在有阶级之分的社会出现以后，由于剥削与压迫阶级为了实现其梦想永远统治与奴役受剥削与压迫的阶级，因此，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耍弄语文教育问题。”
然而，这种观点在随后的论争中被批评。1967年3月5日，星洲社阵发文：“语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语言同样的为同一民族的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服务。”随后话锋一转，表示：“然而，在殖民地，一个民族压迫和剥削另一个民族，压迫民族，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企图通过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反动文化、文艺强加于被压迫民族”（〈所有语文都平等，都是所谓“官方语文”〉）。
于是，“语言的阶级性”遭到否定，“语言的民族性”命题得以确立。
尽管相关文告并未标注出处，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语言没有阶级性”一说来自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该文否定传统马克思语言学家认定语言是上层建筑之说，认为语言乃一民族之共享文化，无关阶级。
斯大林的论述相当契合马来亚的语言现实，因为当地的语言政治不存在阶级问题，而是民族问题。在那特殊的冷战时代，内部民族矛盾也会在适当时期，被引导转化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入侵第三世界国家的阴谋论。
借助斯大林的一臂之力（且不管是一手或二手货），左翼得以排除语文斗争中的阶级因素，顺利将之定位为民族民主斗争路线。
语言攸关民族平等
如前所述，“反国语”论，也挪用了中国左翼理论，包括瞿秋白的“普通话”。
瞿秋白于1930年代提出“普通话”。他接受了苏联语言学家尼古拉马尔的观点，认为语言是有阶级性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认为中国文学革命的第一次（梁启超的白话小说）和第二次（五四文学）都是失败的，因为他们都不是“全国的普通话”，而是特定阶层所垄断的语言。
中国学者王东杰〈官话、国语、普通话：中国近代标准语的“正名”与政治〉分析瞿秋白的“普通话”概念时，指出其重点在于它并非强迫制定，而是自然生成。相对的，国语则是由上而下强行规定，因此对地方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造成压迫。“普通话”与“国语”的第二个对立，在于语言的阶级性，普通话属于无产阶级，国语则属于官僚。
然而，这个反国语论移植到马来亚后出现了变化。对语言平等式的探讨，不再强调阶级对立，因此不讨论诸如华社内语言阶级性造成的不平等现象。这可能是受到19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新发展的影响。其次，在相当程度上也忽略标准语对地方文化平等的反思，比如方言在华社中的地位如何，皆从略不论。反之，其所着重的，是民族平等问题。
之所以如此，跟当时马来亚语言政治现实的迫切性相关：相对于其他问题，语言在民族之间的平等，受到严重威胁。而这威胁，在左翼华语人的诠释中，不仅是国内课题，还得放在国际冷战中理解，认为这是英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也因此，“普通话”这个概念，在冷战时期被悄悄地带进来，成为当时左翼一支的反抗运动论述。
自然交汇的“普通话”
今天回看“反国语”论，里头虽参杂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普通话”不必然就是乌托邦。首先，必须指出，瞿秋白当年主张的普通话，不能与今天中共的普通话相提并论。
其中一点是，普通话是在历史中由各地方文化自然交汇生成，当中没有强迫性，更不是被发明出来的产物；中共的普通话自1950年代以来就走标准化路线，实质就是国语。
如果说没有强迫性、一切自然生成，是普通话最基本的条件。以此来看，马来群岛在很早以前就有自己的“普通话”，那就是低等马来语（bahasa Melayu rendah），或我们所熟悉的市场马来语（bahasa Melayu pasar）。
这种语言流通于各大通商港口，是一种参杂多种地方语言、自然生成的混合语，它与一般马来人之间使用的高等马来语（bahasa Melayu tinggi）形成鲜明对比。这种透过商贸市场兴起的混合语，日后渐渐地从市集走进家庭，成为峇峇华人代代传承的峇峇马来语。
马来文登上国语宝座
然而，这个发展在19世纪中晚期以降遭遇挫败。大规模移民潮破坏长久以来稳定的涵化机制，族群比例失衡。英语在马来半岛强势插旗，马来人政治失势，文化地位江河日下。这些情况，直到二战后才稍微止血。
自1950年代起，马来文乘着反殖民运动、独立建国运动等政治力量，再次崛起，成为重要的语文。各族群都必须学习它、掌握它、使用它。然而，此时的它已不再是过去那个，透过市场力量，而非任何强制力与规范力，而兴起的普通话马来文。
如今，它戴着皇冠，在万民拥戴，在“语言是民族的灵魂”（bahasa jiwa bangsa）口号欢呼下，风风光光地登上国语宝座。
从那时开始，另一场战争即将开始。而“反国语”论，就是这场战争遗留下的弹壳。
吴小保，博大外文系中文组毕业，目前在民间研究单位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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