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马华文学笔战
【前夕乍晓】
美国与东南亚冷战战略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不久，东南亚即笼罩在冷战的氛围中。最初，美国对东南亚的华侨政策由美国联邦政府直接参与，国务院文化关系组的任务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结合。
国会先后通过博尔布莱特法案（William Fulbright Act），以及由共和党参议员史密斯（H. Alexandar Smith）和众议员墨得（ Karl Mundt）针对美国对海外的文宣活动，提出了美国新闻与教育交换法案。
国会在1948年1月通过史墨法案。此法案的确立标志冷战正式掀开序幕，针对东南亚华人制定的政策也逐步出台。
首先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东南亚华人的情况做分析。1949年初，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命人起草《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1号文件指出东南亚不仅是橡胶、锡矿、石油等重要原料的产地，而且是沟通东西、南北半球交通的十字路口，对美国至关重要。随后拟定一系列对东南亚华人的政策：
【前夕乍晓】
美国与东南亚冷战战略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不久，东南亚即笼罩在冷战的氛围中。最初，美国对东南亚的华侨政策由美国联邦政府直接参与，国务院文化关系组的任务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结合。
国会先后通过博尔布莱特法案（William Fulbright Act），以及由共和党参议员史密斯（H. Alexandar Smith）和众议员墨得（ Karl Mundt）针对美国对海外的文宣活动，提出了美国新闻与教育交换法案。
国会在1948年1月通过史墨法案。此法案的确立标志冷战正式掀开序幕，针对东南亚华人制定的政策也逐步出台。
首先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东南亚华人的情况做分析。1949年初，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命人起草《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1号文件指出东南亚不仅是橡胶、锡矿、石油等重要原料的产地，而且是沟通东西、南北半球交通的十字路口，对美国至关重要。随后拟定一系列对东南亚华人的政策：
- 1952年，出台《美国新闻处对东南亚华人宣传计划》，提出宣传的方针主要以反共宣传为主，以正面宣传美国和“自由世界“为辅。
- 1954年，出台《华侨华人与美国政策》，其中一项对私人机构提出的建议是“支持私人文化组织以抵抗共产主义的影响。”
- 1956年，美国国务院发布《海外华人与美国政策》。文件分析各国的华人情况，并制定对东南亚华人的政策。
- 1957年11月，行动协调委员会专门制定《对东南亚华人宣传的指导方针》，其主旨是影响华侨抵制共产主义，降低中国的影响力和声望。
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宣传战从1950年代持续到1960年代前半期。进入1960年代后，随着中国和美国意识到他们对海外华人的宣传影响到各自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时，而且东南亚各国已开始制定促进华人融入居住国政策，双方的宣传战才逐渐平息。
冷战导致新马两地的自治与独立运动更为复杂，一方面是民族主义独立抗争，另一方面又出现左右对立的局面。这种现象在文化与文学领域特别显著，而文学笔战成为两个阵营交集与交锋的场域，冷战与笔战同时发生，形成1960年代初至1980年代的普遍现象。
文学笔战的阶段与阵地
马华文坛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笔战分1960年代前后期。前期的现代主义阵营代表是黄崖，后期以李苍最有代表性。《蕉风》创刊初期，其实已意识到它面对的敌意。
署名李亭的作者从第二至第四期分别谈文学的本土化（《此时此地的文学》）、现代性（《文学的现代性》）、现实性（《文学的现实性》）问题，知微于第21期谈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艺与现实》），无非是为《蕉风》遵循的路线进行辩护，以回应人们对该刊守旧、落伍、罔顾现实、外来的文学的指责。
黄崖接任《蕉风》主编后不久，开始以不同笔名引介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和作品，介绍现代文艺欣赏与技巧，如以下所列：
- 叶逢生【黄崖】《《简介艾略特和《荒原》》，《蕉风》1961年5月，第103期。
- 林音【黄崖】《伍尔夫夫人》，《蕉风》1961年7月，第105期。
- 庄重【黄崖】《悼海明威》，《蕉风》1961年8月，第106期。
- 林音《文坛奇人——康拉第》，《蕉风》1961年9月，第107期。
- 庄重《威廉.佛克纳》，《蕉风》1961年10月，第108期。
- 庄重《汤玛斯.曼》，《蕉风》1961年12月，第110期。
- 林音《悼福克纳》，《蕉风》1962年8月，第118期。
同时，黄崖也介绍现代文艺欣赏与创作技巧，并为现代主义文学辩护，包括：
- 叶逢生《新时代新观点——浅谈欣赏现代文艺》，《学生周报》第252期。
- 庄重《谈意识流》，《蕉风》1961年6月，第104期。
- 黄崖《谈现代文学》，马大《斑苔学报》1968/69，第3期。
- 庄重《我们应有的了解》，《蕉风》1962年6月，第116期。
- 叶逢生《文艺作品的价值》，《蕉风》1962年7月，第117期。
- 庄重《谈文艺批评》，《蕉风》1962年10月，第120期。
- 庄重《永恒的存在》，《蕉风》1963年2月，第124期。
不巧的是，这些都是在美国的冷战文件《对东南亚华人宣传的指导方针》出台之后。
月旦西方现代主义作者
黄崖在《蕉风》介绍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之际，写实派也在其刊物月旦某些西方现代主义作者。
譬如黎山的《论艾略特的诗——谈诗与诗人》与《论艾略特的诗》，分别刊于《半山月刊》第五、六期。以上两篇实际上是上下篇，作者的结论是：
“现代派写作者们在理论上所强调的‘个体心灵’、‘个体思想’以及不做社会的‘传声筒’都是一种粉饰原来面貌的虚伪面目吧了。在表面上，他们好像‘与世无争’的‘个体思想’的支持者；实际上，他们的思想是脱离不了社会的。只要他们还是活着的时候，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是和社会有关。做了亏心事的人通常都要把自己打扮一下，让人们看得顺眼些。买卖毒物的人们也可以念经念佛或者叫几声阿门。不是吗？艾略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现代派以《蕉风》为阵地
进入1963年后，以《蕉风》为阵地的马华现代派开始回应写实派的攻势，终于引燃了笔战的火苗。
参与的作者，除了该刊主编黄崖分别以庄重和陆星两个笔名发表《所谓反映现实与表现个人》（第122期）和《为现代文学申辩》（第127期），其余作者包括高文的《现实主义的陷阱》（第123期）、江静《现代文学的缺点》（第128期）、天兵《某先生抵得上半个马华文坛》（第195期）和忙人《我所知道的观止先生的写作动机》（第195期）。
同年9月至1970年8月，《蕉风》主编召开数次文艺座谈会，颇有宣示立场倾向的意味。谈论的课题分别有《我们的基本信念》（第131期）、《我们对马华文坛的看法）（第133期）、《马来西亚的文艺读者与作品》（第167期）、《马来西亚文学》（第169期）、《青年作者与马华文坛》（第172期）、《这一群人，说东说西的》（第209期）和《创作的良心与自觉》（第212期）。
座谈会集合多位有共同立场与观点的作者，门户与派别于焉已成，笔战的话语氛围仍持续着。
黄崖在《蕉风》杂志做的工作，从引介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与介绍现代文学欣赏与创作技巧，到正面回应写实派对现代主义的批评与观点，引起了写实派的回呛。
文革极左思潮冲击新马
这时候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宣传活动逐渐式微，表面看来冷战已缓和，但文革的极左思想却在此时冲击着新马华人文艺圈，一直延续到1969年方逐渐消退。
新加坡《现代文艺》第四期发表火华《向现代派展开“猛攻”的时候了》，点燃写实派和现代派的论战。文章开篇语带嘲讽道：现代派总算“蓬勃”起来了。组织现代派团体、办刊物，建立现代派文艺理论体系，打击现实主义，这一切都在现实主义文艺遭受人为的压制与阻碍的情形下才可能的。
文中的“人为的压制与阻碍”，显然是指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美国冷战策略对左翼文艺的“压制与阻碍”，以及对现代派文艺的扶持。
从1965至1967年，受文革的冲击，写实派对现代派的批评愈形猛烈。奇思在左派刊物《浪花》第15、17期先后发表《对现代主义一些谬论的批判》和《当前马华文艺的斗争》。
前者从社会现实主义角度批评现代主义者把其作品视为揭示“心灵”的“最隐蔽处”的说法：“关于这一点，我们要说，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抽象的心灵，只有具体的心灵，没有超现实或超阶级的‘心灵‘，而只有具体的、现实的、深深打着阶级烙印的‘心灵’。
现代派阵营并不示弱。1965年年杪，槟城青年作者李苍和写实派发生笔战。如果黄崖在《蕉风》的文章重点在介绍与推广现代主义写作，或说以守势为多；李苍的姿态则是激进、进攻的。
李苍在《光华日报.银星》分别写了《葡萄是酸的吗？》（1965.11.1）、《几个问题的讨论——致思湖先生》（1965.12.6），后来又写了《掀起马华现代诗的狂飙》（《文新月刊》第2期，1967.3.1）和《我还要迎现代文艺》（《文新月刊》第5期，1967.6.1）。
他坚信作为廿世纪鏡子的现代主义，能忠实反映人类经历的科学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的挫折、颓废与乏力，并以乐观的態度面对人类的处境。在某钟程度上，反映马华年轻作者欲挣脱现代主义先行者们的冷战包袱，走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深受台湾现代诗影响
整个1960年代的论战虽不间断，然而，现代诗的崛起与写作确也发掘了一群有才华的年轻作者，如新加坡的牧羚奴、英培安、零点零，马来亚联邦的李苍、蓝雁、秋吟、梅淑贞等。
然而，1960年代星马现代诗的写作仍然深受台湾现代诗的影响，因此，成为现实主义阵营批评的把柄。其中不无受冷战意识形态的矛盾所牵制，尤其在新马华人社会，学习台湾轻易地与拥护国民党画上等号，何况国民党在战前颇获得新马华人的拥护。
大约同一个时候，新加坡也有一批年轻诗人，以《南洋商报》的《文艺》版和五月出版社为中心写现代诗、推广现代诗，如陈瑞献、南子、贺兰宁、英培安、邱柳川等。《南洋商报》《文艺》版主编梁明广也在自己主编的副刊刊登现代诗或小说。
未申论时局冲击文学领域
白垚把现代诗在马华文坛的出现归结为反叛行为。他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马华文坛即有叛逆者揭竿而起，突破专横，激发一场影响深远的反叛文学运动，……”（白垚《林里分歧的路——反叛文学的抉择》）
李有成晚近回顾1960年代崛起的马华现代主义，把它称作“逾越”：
“六〇年代的马华文学主流是写实主义（其实是社会现实主义）……整个文学的生产场域几乎为现实主义所垄断。在这样的文学意识形态之下，任何非现实主义的创作行为往往会被视为逾越。现代诗的写作尤其如此。逾越挑战原来清楚的畛域，侵犯原来的意识形态环境，使得原先的系统不再稳定。逾越将会带来改变，这是任何权力阶级所不愿看到的，也不允许的。”（李有成〈诗的政治：有关一九六0年代马华现代诗的若干回忆与省思〉，见钟怡雯、陈大为编《马华文学批评大系：李有成》，页80）
李有成从生态学中的领地视角讨论文学场域的占有与捍卫，呈现其中形成的竞争、取代、易主的现象。如果生物为生存的竞争源于繁殖与延续物种所需，李有成视角中的“逾越”则源于意识形态，当然也有延续文学系统的隐义。
然而，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未见他进一步申论时代/时局如何主导/主宰场域行为。换句话说，战后国际冷战在东南亚的扩张，以及它如何影响，乃至冲击马华文学生态，未见有论述。
在写实派与现代派两个阵营的论战中，论述无不出现这个模式：抑制与贬抑对方后自我经典化，无论是在美学上或意识形态上。在思想上，一方以社会现实主义为基底，另一方深受资本主义体制追求个体化与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毋庸置疑，它反映出文化冷战之一般现象。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副教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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