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共战斗中的疾病与治疗
【欲说还休】
读马共医疗人员的文字或口述历史，有一个共同点：无论“大医生”（1）或医务员，比起交待个人经历和背景，她们更愿意分享医案。
因此，我们得以透过那些令她们印象深刻的病例和伤例，从中了解游击生活对个人身体健康可能构成的各种风险，也从中认识不同医者在处理病号和伤员时所流露出的个人特质与性格。
常见的病例类别
在可见的材料里，马共的医案大致可以分为疾病丶负伤丶中毒丶保健及其他，本文首先探讨疾病的部份。在部队里，最常见的疾病为流感丶风湿骨痛丶肠胃病和疟疾。
【欲说还休】
读马共医疗人员的文字或口述历史，有一个共同点：无论“大医生”（1）或医务员，比起交待个人经历和背景，她们更愿意分享医案。
因此，我们得以透过那些令她们印象深刻的病例和伤例，从中了解游击生活对个人身体健康可能构成的各种风险，也从中认识不同医者在处理病号和伤员时所流露出的个人特质与性格。
常见的病例类别
在可见的材料里，马共的医案大致可以分为疾病丶负伤丶中毒丶保健及其他，本文首先探讨疾病的部份。在部队里，最常见的疾病为流感丶风湿骨痛丶肠胃病和疟疾。
不过出于行军压力，常有适应不良丶饥饿丶误食与中毒的状况；妇科问题如月经失调丶泌尿问题，如便秘失禁也十分普遍。这些疾病在药物充足的情况一般都可以治愈，但遇到物资匮乏的时候，为了取一包生理食盐水给生重病脱水的同志作为吊点滴之用，得派“山精”来回走两天的山路才能取来。
由此可见，尽管部队迎来“大医生”，却不是所有的医疗问题都能迎刃而解。部队仍有医疗人力资源分配不均丶药物配给不稳的问题，也有医疗器材短缺的限制和挑战。
哮喘病患的难题
除了一般疾病，部队还有不少慢性病患者。文献里有两则从患者角度出发的病例，其一是哮喘。女战士王春在其〈苦难的历程〉（2）一文中提及，她的丈夫罗坚（沈阿添）是单位里的上级同志，他原本身体健壮，建军初期因过于操劳，诱引哮喘复发。
本来情况不严重，每次病发时，王春煲胡椒水给他喝，或服食一种叫“医肺星岛”的治哮喘药。开始就颇有疗效，但後继无力：“初初染上哮喘病，吃名叫医肺星岛哮喘药，很灵验，一服即止，但却不断根。一两个月之后，渐渐失去作用，从吃一粒开始，到吃一瓶十五粒为止，哮喘都不停。”
当时环境动荡，部队又陷入饥饿，同志仍设法为上级同志寻找其他医药：“往後，从西药吃到中药，从药丸吃到水药，记不得究竟吃了多少种药，却仍然没有医好哮喘病。”
不久，有同志猎到一头怀孕的母山牛鹿，暂时解除饥饿危机。大家认为鹿胎是“很补的”，准备拿来煲虎骨，可能也有助于治疗上级同志的哮喘病。为了让自己的身体早日康复，罗坚便把鹿胎的肠丶肝等内脏硬硬咽下去了。
然而哮喘丝毫没有好转，当晚就恶化了，直到同志赶往芭场带回一些特效药水，经过十多天连续注射，病情才转危为安。
海凡被误诊患肺结核
从患者角度出发的另一个病例是肺结核。马共作家海凡来自新加坡，1976年上队，几年后被诊断出肺结核，服用抗肺结核药近10年，也在部队里接受过密集的疗程，却始终没有摆脱肺结核病的梦魇。
和平下山後，海凡到勿洞医院看诊，但医生关心游击队的地洞更甚于病人和病情，令他啼笑皆非。检查报告出来时，医生表示“没什么”，但他仍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抱有疑虑。後来他申请返新，经诊断证实他的肺结核病是误诊。
海凡在其作品《雨林告诉你》（3）里回顾在1980年代初被诊断为肺结核的经过，疑似有地域的偏见。他说：“当时肺结核在部队里有扩散传染的迹象，从开始的一两人猛地增加至近十人。又不知哪儿来的消息，说新加坡患肺结核的病患比率偏高，我们几个新加坡同志在听诊及测体温的身体检查中都不过关，被断为肺结核病患。”
为了避免肺结核在部队扩散，部队对海凡等肺结核“患者”进行了有限度的隔离，包括单独床位和分开膳食，同时也展开不间断的抗结核治疗，此后每年再做一次体检鉴定，没有通过的同志被视为“未好转”，必须持续下一年的疗程。
海凡因此年复一年接受新一波的疗程，承受抗肺结核药所带来的诸多副作用。他在日记里写道：“期间我注射过链霉素，服食异烟肼丶利福平等抗肺结核药物，这些药物副作用不小，注射链霉素，一两个小时後顿感口周麻木丶头晕丶头痛无力丶运动失调。而服用异烟肼丶利福平会损害肝脏丶肠胃，造成恶心不适，导致周围神经炎丶肌肉痉挛丶四肢感觉异常丶视神经萎缩等。
几年前右眼视力一度大大衰退，看东西像蒙上薄纱般昏暗，变成一双‘阴阳眼’。当即停服抗结核药。大半年後，视力才逐渐灰复，但也馀下了飞蚊症。”
行军人员“生蛇”
女战士波澜的回忆录《葵山英姿》（4）则记载了比较罕见的“生蛇”。波澜称，某次她和同志们在饥饿状态中行军，大家都饿得全身无力，连追一条小小的四脚蛇，才追几步就跌坐在地，感到天旋地转丶头晕目眩，全身发抖。怎料在这种情况下，竟有两名女同志先後‘生蛇’，两条‘蛇’分别生在拇指和腰际。
她写道：“刘秀珍的拇指生‘蛇头’，她感到揪心地痛，彻夜不能入眠，为了争取早日归队，又不能躺着休息，强忍着剧痛和饥饿的折磨。此时此刻的行军速度比蜗牛还慢，用寸步难行来形容也不为过。”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另一名女同志梁英也生了“过腰蛇”。她听说“过腰蛇”围绕肚子一圈人就要丧命，感到十分担心。梁英也一直喊痛，比之前给敌人的长莱福枪打了一个碗口大的伤口还要更令她难以忍耐。当时队伍里缺少药物，唯有借助山林里的天然资源。
波澜说：“当时，只有少量的’六九三‘药丸，我把’六九三‘药丸弄成粉末涂抹到她的伤口上。由於两位同志都生蛇，’六九三‘药丸几天後就用完了，只能用青草药’独角莲‘叶，先把’独角莲‘叶捣烂後敷在伤口上，此药有消炎止痛的功效。几天後，梁英的’过腰蛇‘不但不会漫延和合拢而是痊愈了！我们心上的大石头才落下来！刘秀珍的拇指蛇头也日渐好转了。”
现在我们知道，“生蛇”是一种带状疱疹的俗称，跟引起水痘的病毒属同一类。水痘患者痊愈後，病毒会潜伏在神经元中，当人体免疫力下降时，病毒活化就会造成出疹。
“生蛇”好发於季节变换之际，但不会传染，唯有当一个人过于疲劳丶精神紧张或压力太大，出疹的风险就会增高。马共行军刻苦，有战士同时“生蛇”，既可谓偶然，但也不难解释。
简陋的消毒“手术室”
就疾病言，令医务人员印象深刻的病例通常是必须动手术才能解决的重大病症。以“大医生”林东为例，她到边区后的第一宗大手术是子宫切除。
当时有一名女同志身患子宫肌瘤多年，由於肌瘤面积太大，领导要求林东替她开刀切除。手术很成功，但林东没有多描述病人丶病情及术后的情况，反而把重点放在充满挑战的术前准备工作。
根据林东忆述（5），她到边区时，部队没有手术室设施，因此在她动手术之前，首先要设计和制造一张手术台，然後确保手术室彻底消毒。
她说：“这是很困难的，因为连’手术室‘的地面都没铺上水泥。我们用水布（即塑胶布）盖顶，然後再用水布把四周围起来，便成一个临时的房间。可是，它又不能是完全密封的，因为我们需要新鲜空气的流通，於是我们在水布之间留了一些缝隙。”
解决了空间，林东接着弄了一盏紫外线灯消毒这间简陋的“手术室”。但是用来消毒其他手术用具的高压锅还没着落，于是她又张罗起来：
“我们便设计出类似用来蒸食物的不锈钢桶来代替。我们将其间的托盘一个个叠起来，然後每层托盘放入我们要消毒的敷料丶铺巾丶手术衣物。至於手术器具，我们则把它们放入水中。这样处理後，我们便将桶放在炭炉上煮它至少三个小时，这样才能保证桶内的东西都基本无菌了。”
林东经手的第二个大手术是胃穿孔。女同志林青因患胃穿孔引起弥漫性腹膜炎及腹部肿胀，林东赶往救治时，她已性命垂危。
由於“大医生”缺少行军经验，途中同志代她扛了全身装备，包括不能离身的枪和子弹袋，希望能彻底减轻医生的负重，以便她能加快脚程。
当林东赶到病患所在的部队时，林青已经神志不清失去知觉了。由於病情凶险，马上动手术反而危险，林东决定调整治疗方案：“我们只好采取保守疗法，只给她吊葡萄糖丶盐水和大量抗生素。经过几天治疗，她慢慢地好起来了。後来，我们替她动了脓肿引流手术。”
手术后林东感到非常庆幸先采用了保守疗法：“後来动手术时发现，她的内脏和胃都黏在一起，我甚至找不到她胃部的洞。要是初时我们勉强拨弄那团东西，她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
林东虽然是外科医生，但也信赖草药疗法：“手术后，我们除了按西医疗法给她注射各种药物外，也透过胃管灌入中草药水，以帮助她的肠胃早日恢复蠕动，避免大面积内脏粘连。”
自从部队有了“大医生”，那些此前束手无策的伤病，大至严重负伤，小至疑难杂症，都可经由大小手术得到一定的救治。
因此，我们可以说，1970年代马共在医疗上的迈步与突破，为其战斗史掀开新页，保存了不少同志的性命。下一篇我们将透过救治负伤战士的案例一窥重大手术的大场面。
注释：
1. 马共的医疗体系依赖“青草药医生”丶医务员和“大医生”三个系统来维持。前二者主要以中医学为依归，透过内部培训和传承来维系，后者则是受过现代医学训练的正规西医，一直到1970年代才有建制。参见笔者《马共的战斗与医疗：医务员和大医生》一文。
2. 王春，〈苦难的历程〉，收录在21世纪出版社编辑部编，《山花分外香》，页19；41-43。
3 . 海凡，《雨林告诉你》，（吉隆坡：文运，2014），页148-149。
4 . 波澜，《葵山英姿——女游击战士三十五年森林生活实录》，（吉隆坡：文运，2015），页109。
5 .〈林东〉，《生命如河流——新丶马丶泰十六位女性的生命故事》，（吉隆坡：策略资料研究中心，2004年），页153-156。
潘婉明，自由撰稿人、专栏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兴趣包括马共历史、华人新村、左翼文艺与性别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