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派红包是华人的习俗，就连国州政府、各政党甚至政治人物在开放日团拜之时，也不例外的大派红包。每每新年期间，媒体总是报导老年人和小孩在党团团拜中领到不少红包；但是，除了老人与小孩，媒体工作者时常也是这种“红包文化”的受惠者，形成一股变相贿赂的歪风。

今年大年初一，在槟城其中一场团拜中，除了派送红包给老人与儿童之外，在场的出席者就目睹众多媒体工作者获得某政党人士派发的50令吉红包。此外，有关的开放日主办单位，也毫不吝啬地向到场的所有媒体工作者，每人派发一封价值10令吉的红包。

愿打愿挨形成一股歪风

针对这种歪风，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委员傅向红给予大力抨击，并认为这是媒体与政治人物双方面的问题；当政治人物很习惯地欲向媒体进行贿赂，而媒体工作者也愿意接受，一者愿打一者愿挨，就在我国政坛与媒体界形成一股歪风。

“这不是好的政治行为，政治人物对媒体派红包是一种变相的贿赂。”

傅向红进一步解释，这正是政治里的常态。因为任何国家的政府或政党都会试图操控媒体，以便媒体能为自己作出宣传。因此她指出，要阻止这种歪风，主要还是需要媒体工作者的自觉。

“面对这样的情况，媒体工作者应该要有自觉，不可以这么被贿赂。”

她也认为，由于媒体工作者没有拒绝红包或收取礼物，所以才让政治人物屡次通过这种变相贿赂的手段来讨取媒体工作者的欢心，导致恶性循环。

“媒体工作者应该坚持本身的操守，当政治人物派红包时，要一起拒绝，以维护我国媒体的声誉。”

“盛情难却”无法拒绝

槟州中文报记者协会主席王义展也承认，不少记者在新年皆收到政治红包。不过他表示，一般上政治人物都只是给予5令吉或是10令吉的“小红包”，仅能算是讨个吉利，并构不成贿赂。

他指出，一般上记者都会先拒绝政治人物给的红包，但往往在对方“盛情难却”下被逼收下。

他强调，政治人物派小红包予记者是可以接受的，毕竟这不会构成什么影响，因此报馆或记协也不会管这些事情。

超过20令吉红包不适收下

不过王义展也指出，若是政治人物派发“大红包”，或是送一些比较贵重的纪念品，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一般上报馆的标准是，超过20令吉的红包算是大红包，记者私自收下这些红包是很不恰当的。”

他透露，一般上在收到大红包时，记者都需要向报馆做汇报，并捐给报馆做慈善。

不过他也同意，记者一般上在收到的小红包后，都不会向报馆作出汇报。

记者主动讨红包丢人现眼

王义展并不排斥政治人物主动派发红包予媒体工作者，并指出各报馆有本身的机制处理这些问题。不过他也训斥记者不要主动向政治人物领取红包。

“以前发生过一位记者主动向人要红包，被旁人投诉非常难看。记者本身需要有自己的操守，不可以自己主动去要红包。”

只收空红包不让对方难堪

另一些记者的处理方式，则包括把钱从红包内抽出来，较后私下物归原主，并表示自己旨在收下空红包讨个吉利。这是因为当记者在接获政治人物或党团领袖的红包时，若在众目睽睽下当面拒绝，势必令对方无法下台。

此外还有一些报馆规定，若在特定情况下，记者无法拒收红包，红包里头的现金将捐助给慈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