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公会驳再益申诉，强调有义务评议法律运作

资深律师再益依布拉欣日前不满律师公会批评，进而起诉该会及其主席谢依琳诽谤。律师公会和谢依琳提呈抗辩书解释，评议前首相纳吉律师在SRC案中的所为，属于律师公会的法定义务。

律师公会和谢依琳的抗辩书解释，谢依琳所发的文告，并没有在律师公会召开纪律委员会审议前，预先判断再益与其余两名辩护律师有过错。

未妨碍纪委会审议

两方的抗辩书解释，律师公会于8月19日发布的文告，以及随后在9月5日发布的文告，并不能决定或者归结三名起诉人行为不当，因为这必须由纪律委员会定夺。

“根据《1976年法律专业法令》，纪律委员会是独立于律师公会的单位。纪律委员会将定夺一名律师是否有不当行为，而非两名答辩人。”

“那篇文告并不足以归结、决定或裁定起诉人行为不当，若有任何预先判断，那便是律师公会作为投报人，认为起诉人行为不当，这就好比检控官在决定要起诉被告时会形成一套看法。”

“在纪律委员会的审议之前，这种预先判断并不会对起诉人造成任何不公或偏见，因为判断律师有否不当行为的不是两名答辩人（律师公会与其主席谢依琳），而是纪律委员会。”

“在纪律委员会审议前，并没有违反自然正义原则的风险。起诉人有机会在纪律委员会的审议为自己辩护。起诉人的指控预设纪律委员会会得出他们有不当行为。”

再益与合伙人刘德发（Liew Teck Huat，音译）及洛本（Rueben Mathiaravanam）于9月30日入禀吉隆坡高庭起诉律师公会与谢依琳。

律师公会与谢依琳接着在11月7日透过律师楼Lee Hishammuddin Allen & Gledhill提呈抗辩书。

基于职责享有免诉权

律师公会与谢依琳的抗辩书指出，律师公会的宗旨是维持大马法律界的行为准则，并评议法律的运作。

基于此，抗辩书指出，律师公会与谢依琳具有“有限免诉权”（qualified privilege）。

根据诽谤诉讼的法律，当事人基于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法律、社会和道德义务发表某些言论时，则可运用“有限免诉权”为抗辩依据。

两方的抗辩书续称，再益与其余两名律师在SRC案上诉申请的行为，获媒体广泛报道，并且攸关大马律师行业的准则，也会影响大马司法的运作。

未违反法律专业法令

律师公会与谢依琳认为，他们出于善意发布文告，不具有恶意，并且符合《1976年法律专业法令》第42条文所阐明的律师公会职责与权限。

他们也引述《1976年法律专业法令》第111条文辩护。该条文阐明，除非能够在法庭证明相关声明或行为有恶意，否则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对付，或审讯律师公会的纪律委员会、纪律局、律师公会本身、任何律师公会委员会或其成员。

“第一答辩方（律师公会）透过第二答辩方，即其主席谢依琳，有责任在网站向其成员和大众发布那篇新闻文告。”

“第一答辩方（律师公会）成员和大众也有责任了解那篇新闻文告，那么做也符合他们的利益。”

律师公会与谢依琳认为，并没有如再益等人所说的违反法定义务，而律师公会也已在10月3日援引《1976年法律专业法令》第99（3）条文投报再益等人。

第99条文条文是关于如何投报律师，而第99（3）条文则阐明，律师公会能够向其纪律委员会举报律师。

没义务寻求回应

律师公会与谢依琳也否认该文告有诽谤性质，更以陈述内容属实（justification）和发表中肯评论（fair comment）等原则，为抗辩依据。

在马来西亚的诽谤案中，证明陈述内容属实即是正当的辩护理由；中肯评论则是针对涉及公众利益的议题所发表的评论，而不是陈述事实。

起诉人申诉，律师公会与谢依琳发布文告前，没有事先通知三人或寻求确认。两方抗辩书则指出，媒体早已广泛报道文告中提到的事，然而三人并没有出面否认，因此没有义务寻求确认。

坚称律师公会无权发文告

另一方面，三名起诉人在11月29日提呈回应。他们认为，答辩人并不能援引“有限免诉权”来辩护，因为并不存在特殊事实，促使被告拥有义务向公众发布该文告。

起诉人重申，截至11月29日，还没有人向纪律委员会投报，该委员会也没有得出不当行为的结论。

他们也认为，律师公会在向纪律委员会投报前，无权发布该文告；并坚称律师公会没有事先索取回应，是具有恶意的行为。

他们也反驳陈述内容属实和发表中肯评论的抗辩依据。他们指称，该文告是“基于错误事实或不准确事实”，并且行文俨然是“陈述事实，而非发表评论”。

7月26日，前首相纳吉宣布解雇原本的沙菲宜律师楼，改聘再益依布拉欣的律师楼代表他在SRC终审中辩护，并由郑宝德领衔，刘德发（Liew Teck Huat，音译）与洛本（Rueben Mathiaravanam）协助。

谢依琳于8月19日发文告批评纳吉的代表律师郑宝德在SRC案终审时多次申请展延审讯，且拒绝口头陈词等，形同是滥用司法程序，违反职业伦理。

再益律师楼和郑宝德曾在SRC最终上诉案中代表纳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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