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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实证基础，专家对教育政策朝令夕改感担忧
随着首相安华上周宣布，取消6岁入读小学一年级的诊断评估测试，教育政策与儿童心理学专家对政府的仓促决策表达担忧。
他们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警告，政府不应基于政治情绪而朝令夕改，制定政策时须以证据为基础，同时需谨慎、周全且透明地设计与落实。
Ideas Malaysia研究经理阿玛丽娜（Amalina Annuar）指出，像入学评估这样的重要改革，在短短几天内就宣布并撤回，令人担忧。
“我们担心，长期教育规划正越来越容易受到仓促、民粹主义的政策转向影响，而非基于证据的决策。”
她更提醒，稳健的教育政策是国家的长期投资。
随着首相安华上周宣布，取消6岁入读小学一年级的诊断评估测试，教育政策与儿童心理学专家对政府的仓促决策表达担忧。
他们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警告，政府不应基于政治情绪而朝令夕改，制定政策时须以证据为基础，同时需谨慎、周全且透明地设计与落实。
Ideas Malaysia研究经理阿玛丽娜（Amalina Annuar）指出，像入学评估这样的重要改革，在短短几天内就宣布并撤回，令人担忧。
“我们担心，长期教育规划正越来越容易受到仓促、民粹主义的政策转向影响，而非基于证据的决策。”
她更提醒，稳健的教育政策是国家的长期投资。
1月20日，安华推介《2026至2035年国家教育计划》，其中提出多项新举措，包括允许家长在认为6岁的孩子已准备好的情况下就读一年级。
教育部长法丽娜起初表示，原订明年实行的相关措施将分阶段落实，并通过诊断性评估来判断儿童的入学准备情况。
然而，安华一周后宣布取消拟议的诊断测试，理由是担心该类测试可能对儿童心理产生影响。
尽管如此，他保证，没有诊断测试不意味忽视对学生准备度的关注，并呼吁家长与教师通过持续观察共同承担相关责任。
在野党国会议员批评这项政策急转弯，敦促政府停止不一致、欠成熟的教育政策，以免把孩子当成实验白鼠。
促设机构严格监督评估
LeapEd Malaysia执行总监妮娜（Nina Adlan Disney）指出，政治动荡在过去也曾推动教育政策的变动。
“我国许多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往往一旦发现行不通，政府就会迅速来回摇摆，而不是坚持把改革和调整真正落实到位。”
“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政策调整并非以数据为导向，也缺乏实证基础。”
她举例，小六检定考试（UPSR）最初因2019冠病疫情而取消，但政府后来却直接决定全面废除该考试。
针对可能出现的进一步变动，妮娜呼吁通过一个独立机构对最新的教育计划，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督与评估。
“我们需要一个独立机构，真正去审视并检查我们是否走在正轨上，并在必要时修正。”
“这些工作必须尽早完成，而不是等到十年期满后，政府才回头检讨执行情况，并感叹未能达成某些目标。”
诊断评估有替代方案
尽管政府决定取消诊断评估测试，临床心理学家嘉玛阿图尔（Jama’atul ‘Adauyah Shafiee）指出，仍可通过其他方式有效监测儿童的入学准备情况。
她解释，这类评估在发现学习困难及特殊发展需求方面确实有用，但不应成为评估儿童是否适合进入小学的唯一工具。
嘉玛阿图尔也强调，相关评估不应被用来进行学业排名，或作为“把关”小学低年级入学的手段。
无论如何，她提醒，协助学习进度落后的补救课程（Kelas Saringan Pemulihan）仍然存在。
关键在于是否准备好
针对6岁儿童读小学的问题，嘉玛阿图尔指出，只要孩子在发展层面上已准备好，整体而言并不存在问题。
“一般来说，到了6岁，孩子已能辨认字母和数字，懂得遵从指示，与同伴互动，处理基本的个人卫生，以及管理基本情绪。”
“归根结底，关键不在于孩子的年龄，而在于他们是否达成必要的成长里程碑，以及我们的制度与基础设施是否已做好准备。”
不过，嘉玛阿图尔也提醒，许多孩子因冠病疫情而受到影响，家长与教师在评估孩子的准备度时应将这一点纳入考量。
“全球已有大量研究显示，冠病疫情期间的封锁措施，显著影响了儿童的动作能力、社交互动，以及情绪调节能力。”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长时间坐着、大班制、学业要求高、以及有作业负担的正式学校环境，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压力过大，也未必符合他们成长阶段的需要。”
“若教师缺乏意愿，或学习环境未针对年幼儿童作出调整，这同样是一个重大的隐忧。”
助及早识别学习能力
嘉玛阿图尔认为，若落实得当，通过降低小学入学年龄，让儿童更早接触正规教育，也有助于及早发现学习困难及特殊成长需求，尤其是在某些学前教育机构缺乏相关评估能力的情况下。
她指出，此举也能让成长程度较为超前的学生受益，使他们在更具挑战性、且符合其能力的学习环境中成长。
延续此前的担忧，阿玛丽娜警告，若在未补齐其他结构性缺口的情况下仓促推行提早入学政策，反而可能“恶化而非改善”学习成果。
“根据Ideas Malaysia与原住民社群及自闭儿童合作的经验，若测试之后缺乏有意义的配套应对，例如补救支援、适当转介、提供受训的教师及充足的课堂资源，则不仅无助于学习，反而可能增加压力与污名化。”
“及早接触确实有助于识别特殊需求，但并不一定要通过正式考试进行，也可以透过观察来完成。”
她补充说，应结合多种评估工具一并使用。
执行不善恐引不公
呼应嘉玛阿图尔的看法，大马教育行动（Teach For Malaysia，简称TFM）也指出，提早入学可作为落实针对性介入与差异化教学的一种方式。
这个关注教育公平的非政府组织强调，更重要的是，此举可能为弱势儿童带来更好的机会，尤其是那些原本无法就读优质学前教育机构的孩子。
TFM表示，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看，降低入学年龄可让依赖政府学校、或无法负担优质学前教育的家庭受益，使他们的孩子能够通过正规学校体系，接受有结构、有规范的基础教育。
“当早期学习的责任转移至公共教育体系后，基础教育将更容易取得，也能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儿童之间提供更一致的学习体验。”
不过，TFM也指出，这项政策调整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整个教育系统是否已为落实做好充分准备。
TFM警告，若执行不够妥善，这类政策可能只会让原本已具优势的家庭获得不成比例的好处。
赞同强化学前教育
专家们进一步强调，降低小学入学年龄不应孤立推行，须与整体教育制度改革同步。
TFM指出，目前教育体系已受制于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且总体供应有限的问题，并提醒“双年级”（double cohorts）问题带来的压力，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之后。
尽管TFM欢迎政府额外拨款8亿令吉、以及计划招聘1万8000名新教师的做法，但他们也呼吁政府与各相关利益方展开更紧密的合作，以确保政策能够顺利落实。
不过，他们也肯定《第13大马计划》已勾勒出强化学前教育生态的方向，包括推行全国统一的学前课程，以及把义务教育年龄下调至五岁。
他们指出，教育部其实也已展开多项措施，确保学前教师至少具备文凭资格，并增加公立学前教育机构的数量。
嘉玛阿图尔则支持五岁开始强制学前教育，认为相关政策能让儿童更早接触正式的学习环境，并作为评估其是否适合进入小学的重要基础。
“新的课程设计，正是为了让五岁的孩子在进入一年级前，在发展层面上做好准备。因此，无论政府是否决定实施诊断性评估，评估与观察工作其实都可以在学前教育阶段进行。”
不过，她再次强调，政策落实前，教育体系本身是否已准备就绪至关重要，包括基础设施容量与教师培训，都必须优先处理。
“这不是一项坏政策，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清楚它将如何被落实。”
嘉玛阿图尔与TFM也一致强调，清晰且及时的沟通是建立公众信任、并减少焦虑和困惑的关键。
“若缺乏这一点，学校、教师与家长可能被迫在缺乏明确指引与支援的情况下，应对重大的制度变化。”
“从历史经验来看，马来西亚的大规模教育改革在执行层面往往面临挑战，因此，唯有周密规划、充足资源配置与持续监督，才能确保这次转型既有效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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