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取缔”与公卫防治：马来西亚艾滋病毒防治的困局

【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更开放一些，多发声一些”，是JEJAKA近年的策略方向。

然而，今年1月初，一场名为“骄傲露营”的活动，却以始料未及的方式，将这家以防治艾滋病为核心的性少数社群组织推上舆论风口浪尖，活动最终也被迫取消。

JEJAKA项目经理迪亚（Dhia Rezki Rohaizad）告诉《当今大马》，“骄傲露营”原定于2025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举行，但因11月28日发生健康中心遭临检事件，活动被迫延期至今年1月17日。

这项为期两天的活动，旨在为性少数社群提供安全场域，协助参与者了解艾滋病（HIV）及其预防知识，并搭建社群联系。

然而，一条截取了该活动海报的贴文发布在Threads上，并且迅速发酵至其他社交媒体。

迪亚追述说：“当我们发现帖文时，距离发布已经过去两天，底下已经有大约300条评论。网民开始标注各大执法部门的账号，包括雪州伊斯兰宗教局和警察。”

“网民从Threads涌向到Instagram的海报帖文下（留言），开始威胁我们和发送仇恨信息。”

“通常我们收到的仇恨信息或威胁来自匿名账号，但这次不同，他们使用了真实的个人资料和姓名。”

“有人威胁要闯入活动现场，尽管我们并没有透露具体地点。有人说他们会带汽油弹。”

迪亚及工作伙伴的 Instagram 私人账号也遭到肉搜，并接连收到死亡威胁及骚扰电话。

原本在社媒延烧的争议，在雪州伊青团率先发文告下，蔓延至现实世界。

伊党呼吁党员针对“骄傲露营”活动报警，并促请当局展开调查。自此，这项以艾滋病毒防治为目的的露营活动，被贴上“不道德”及“违反宗教价值观”的标签。

压力下曾坚持举办

尽管在民众投诉、警方介入及宗教局警告的压力之下，JEJAKA曾尝试继续推进“骄傲露营”。

迪亚透露，作为性少数组织，他们深知相关工作自带风险，但此次敌意之浓、报案数量之多，均远超以往，压力前所未有。

“我们明白风险，但这次面对的排山倒海般的压力和集体举报，让我们感到非常焦虑。”

“在JEJAKA内部曾多次讨论是否继续活动。一些深度参与活动策划的人觉得：‘拜托，我们都投入了那么多心血，我们想继续举办下去。’”

“但另一方面，有人认为我们应该优先考虑安全，不仅是JEJAKA的安全，还有参与者的安全。”

随着舆论升温，雪州苏丹沙拉弗丁（Sharafuddin Idris Shah Alhaj）于1月12日下旨，要求严厉对付JEJAKA。在皇室压力下，活动最终宣告取消。

迪亚忆述，活动取消为他们的团队带来“非常悲伤的时刻”。这份失落不仅因为前期投入的心力付诸流水，更因为他们清楚感受到，在马来西亚持续开展艾滋病毒防治工作，阻力正日益沉重。

“那段时间，我们为失去活动而悲伤，也为那个本想为社群营造、最终却幻灭的安全空间感到失落。这就是我们的真实感受。”

“这就是我们的感受。”

目前，针对JEJAKA的调查仍在进行，尽管该组织在活动前两周已主动喊停。但这并非孤立个案，过去一年，大马多地接连发生警方突击性少数场所的事件。

姐妹要正义迪拉嘉（Thilaga Sulathireh）指出，根据其组织的档案记载，去年的骄傲月共有五个活动遭到警方的突击搜查，其中两个是性健康推广活动，分别在雪隆地区及吉兰丹。

经卫生部证实，警方于去年6月取缔位于吉兰丹州哥打峇鲁的“同性恋派对”，为艾滋病毒防治活动。

2030终结艾滋病计划

卫生部自2015年起推出《国家终结艾滋病战略计划 2016–2030》（National Strategic Plan: Ending AIDS 2016–2030），目标是在2030年前将艾滋病从公共卫生威胁中消除。

该计划设定了三个“95”核心指标：95%的感染者知晓自身状况；95%的确诊者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以及95%的治疗者实现病毒量抑制。

大马早期的病例多集中在注射毒品者身上。随着卫生部推行“减害政策”（Harm Reduction Strategy，包括针具交换与替代治疗），相关风险已逐步受控。如今，主要传播途径已转向性传播。

根据《2025年全球艾滋病检察报告国家进度报告：马来西亚》（Global AIDS Monitoring Report 2025）显示，2024年，大约96%的新增感染病例是经由性传播所致，其中约六成由同性性行为传播，且感染者以男性为主。

在此传播结构下，男男性行为者（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明确列为艾滋病毒防治的“关键人群”之一，涵盖性少数群体中的男同性恋、双性恋及男性酷儿（GBQ，gay，bisexual and queer）。

卫生部强调，针对MSM的防治工作高度依赖社区检测、外展计划与同伴支持，而这正是JEJAKA等社群组织长期深耕的基层公卫领域。

非政府组织扮演的角色

PT Foundation拥有29年防疫经验，其项目经理阿诺（Ano Tong，下图）指出，由于性少数群体处境敏感，社群信任是工作的基石。

阿诺表示，他们通过长期互动建立了共同的“社群语言”，使防治工作能更顺畅地开展。这种民间独有的信任纽带，正是卫生部在国家计划中强调必须与 NGO合作的主因。

“我们说同样的语言。当他们联系我们时，沟通更直接，信息传递也更精准。”

“相比官方机构，人们更倾向于寻求社群服务。我们建立信任，再将有需要的人转介至政府医院。”

“卫生部明白，社群成员进入公立部门时，往往心存被污名或歧视的恐惧，这种顾虑常令他们选择退缩。”

阿诺补充，去年的数次执法行动向社群传达了“错误信号”，严重打击了外展工作。

“我们收到了很多客户的信息，表达了对寻求医疗和筛查服务的担忧。”

“他们会想：‘如果我向非政府组织求助，他们会不会带着政府部门来对付我？’ 这种想法一出现，他们就立刻屏蔽我们，不再参与活动。”

“地下化”的风险

PT Foundation首席执行长雷蒙（Raymond Tai）指出，打压只会加剧内在污名，迫使社群进一步“地下化”，进而增加公卫干预的难度。

“保守派可能认为打压能遏制‘不道德’活动，但据我们观察，活动并未停止，只是变得更隐蔽、风险更高。”

根据《2025年全球艾滋病检察报告国家进度报告：马来西亚》指出，卫生部在“2030终结艾滋病计划”所设定的“95–95–95”目标，在第一项，即“知晓自身感染情况”，目前仅达标约六成。换言之，十名感染者中只有六人知道自己的情况。

雷蒙坦言，在马来西亚的社会语境中，对于性少数群体，“生存之道往往是极力隐藏”。

在社会与家庭压力下，许多男同性恋者选择进入婚姻，以此掩饰自身性倾向。即便是双性恋者，婚后也未必中断与其他男性的性关系。

另外，在缺乏安全空间与可信资讯的情况下，不少人转向网络平台的“阴暗角落”获取资讯。然而，这些内容往往偏激失真，不谈防护，也不强调检测或对自己与他人应负的责任。

他表示，当基本资讯长期缺席，一些人在有需求却缺乏引导的情况下，只能以“高风险”的方式满足自己，往往没有防护、缺乏稳定关系，例如频繁的一夜情或与多名伴侣发生性关系。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人即使出现身体症状，也因恐惧而不敢求医。

雷蒙指出：“即使出现症状，他们也不敢现身，因为害怕被贴上标签......当他们最终现身医院时，往往已处于艾滋病晚期，并伴有肺炎或肺结核等并发症，这时候就很难治疗了。”

“从感染艾滋病毒到病发，短则6个月，长则10到15年。如果他们在不知情下继续与他人或妻子发生性行为，甚至会让孩子感染。”

“这正是马来西亚艾滋病问题迟迟无法解决的原因。”

防治工具遭标签化

迪拉嘉（下图）指出，近期警方针对性少数场所展开的执法行动，正无形中将原本用于公共卫生的防治工具，与违法或不当行为联系在一起。

她举例说，发生在马六甲的“同志友善”酒店的事件中，执法单位刻意强调“搜查时发现了安全套”；而在吉兰丹的相关事件中，则将焦点转向并放大了 PrEP（艾滋病毒暴露前预防用药）的存在。这一将防治工具列为“证据”的做法，令人感到不安。

“不仅外展工作者，连一般民众也会开始担忧：‘如果我随身携带安全套怎么办？如果我携带PrEP呢？这会不会让我面临被逮捕、拘留或骚扰之类的风险？’”

她抨击，将安全套视为犯罪证据，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并且会对公共卫生造成负面影响。

“我们应该鼓励安全性行为，鼓励使用防护用品。如果你（警方）将安全套刑事化，并且将它塑造成只有男同性恋者会使用，仿佛异性恋者从不使用，这显然是个问题。”

雷蒙受访时谈到了艾滋病毒预防四原则——“ABCD”，即禁欲（Abstain）、忠诚（Be faithful）、安全套（Condom）及药物预防（Drugs）。

他指出，要求禁欲并不现实；而要求忠诚，对关键人群，包括男男性行为者而言，在法律与制度层面同样也不现实，因此只能转而强调使用安全套。然而，即便是安全套，在实际防治中也存在局限。

“即便如此，单靠安全套也不行。研究显示，无论如何倡导，仍有约三成的人会因各种原因而不使用安全套。”

“警方突击搜查也是个问题。警察街拦查民众时，一旦发现对方身上携带保险套就会找人麻烦。”

“尽管携带安全套并不违法，但警方却以此骚扰公众，特别是特定社群成员。”

至于药物预防，他说，这带来新的选择，性行为前服药以降低感染风险，且这一方式经证实高度有效；然而，在推广过程中仍面临重重阻力。

“经过多年的游说，卫生部近期开始将PrEP纳入预防措施。但卫生部在提供PrEP时，仍面对不少反对及谴责。”

“卫生部的方向是对的，因为终结艾滋病是国家战略。”

已有前例，为何不用？

迪亚（下图左）受访时指出，JEJAKA长期呼吁卫生部推动跨部门协作，尤其是加强与警方的沟通，以提高执法单位对社群组织在艾滋病毒防治工作的理解，但迄今为止，尚未有成效。

“我们理解法律的存在，也理解警方的职责，但我们希望他们在采取行动前先了解情况。”

“我们希望他们（警方）能与我们，卫生部或任何艾滋病毒防治计划合作，了解谁是主要受艾滋病毒影响的人，并理解为何某些计划必须以特定方式开展。”

迪拉嘉说，在跨部门协作方面，其实已有可供参考的“成功模式”。早年，为应对因注射毒品导致的艾滋病毒传播，卫生部推行“针具交换计划”（Needle and Syringe Exchange Programme）时，警方曾与马来西亚艾滋病理事会（Malaysian AIDS Council）展开合作。

这项计划由马来西亚艾滋病理事会主导，旨在透过减少针具共用，降低毒品使用者之间的传播风险。

“当时警察也会逮捕吸毒者，但后来警方态度转变，愿意与艾滋病理事会及卫生部对话。”

“他们理解，如果持续逮捕，人们就不会来交换针具，防疫计划就会失败。因此警方与艾滋病理事会合作，减少逮捕或停止逮捕。”

“同样的逻辑理应用在性行为传播的预防上。”

防治需要创新

迪拉嘉认为，当前防治策略的问题在于创新不足，措施实施方式上急需革新。

她指出，像“骄傲露营”这样的活动，正是透过较为轻松、创新的形式，把人们吸引进来，进而再介绍检测、预防等公共卫生资讯，尤其有助于接触长期处于隐蔽状态的关键人群。

“单谈艾滋病的话题，人们根本不会踏进诊所。”

“现有的宣传方式有时也会让人感到害怕，完全不像是鼓励人们参与（检测），毕竟光是接受检测就令人感到恐惧了。”

雷蒙（下图）指出，现有的防治工作只能从健康角度切入，但单靠健康论述，往往无法触及所有人。

雷蒙提出了“娱乐行销”（Pleasure Marketing）的概念。他认为，从追求愉悦的本能出发比单纯谈健康更有效。关键不在于放纵，而是“有责任的愉悦”，即愉悦必须伴随着对自己、对伴侣、对社群的责任。

“在追求愉悦的同时，不应忽略自我保护，例如使用安全套、服用PrEP，或采取更安全的性行为方式，从而保护自己、伴侣，甚至在进入婚姻后，也能保护妻子。”

愉悦行销的核心不是鼓励性行为，而是避免让防治讯息与恐惧、羞耻或道德指控绑在一起。

以澳洲为例，当地健康组织 ACON（AIDS Council of NSW）在推广 PrEP 时，并未把疾病或风险作为宣传重点，而是强调使用 PrEP 能让人减少对感染的担忧，在亲密关系中更安心，同时也让个人在如何保护自身健康方面拥有更多选择。

雷蒙感到非常遗憾，因为近年来反性少数的论述与行动加剧，空间逐年收窄，使得这类倡议举步维艰。

他指出，当前无论是防治工作还是公众教育，可运作的空间都在不断缩小。一旦谈及艾滋病毒预防、安全套或PrEP，往往就会被解读为在鼓励或推广性少数文化。

“为了避免被政府或其他政府机构指控，我们只好更低调一些。”

结语

当“骄傲露营”被迫取消、安全套与 PrEP 等防治工具被污名化为犯罪证据，原本科学的防疫措施便蒙上了羞耻感。这种高压环境并未消弭社群，反而迫使他们躲进更深、更隐蔽的阴影，导致近四成感染者因恐惧而拒绝检测。

“地下化”不仅增加了公共卫生的干预难度，更让马来西亚在 2030 年终结艾滋病的愿景面临溃败的风险。

卫生部的“95-95-95”目标无法单靠诊所实现，必须依赖像 JEJAKA 与 PT Foundation 这样拥有“社群语言”的 NGO。他们是联系边缘群体的唯一纽带，填补了政府机构难以触及的信任空白。

若因意识形态而持续收窄其运作空间，无异于切断了国家防疫体系中最有效的前哨站，最终威胁的是全民的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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