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长指示检控官，须为罪案受害方家属索赔

傍晚6点26分更新

总检察署将下令，强制所有检察官为刑事案，包括酒驾或毒驾致死案受害者的家属申请赔偿。

《每日新闻》今天报道，总检察长杜苏基的这项指示旨在加强，在任何适当且符合条件的案件中，实施与应用《刑事程序法典》（第593号法令）的第426条文。

杜苏基表示，第593号法令授权法庭谕令，支付罪案受害者堂费及赔偿金。

“在（处于）罚款或监禁外可再添加该谕令，以为受害的一方提供赔偿。”

“这是为了确保在适当的案件中，可援引法律条文为相关受害者获得合理的赔偿，以伸张正义并维护公众利益。”

以确保伸张正义

杜苏基表示，总检察署意识到援引第426条文提出申请，并不是副检察司的惯例，也未全面在所有案件上执行。

然而，他强调，之前曾有副检察司在案件中援引第593号法令的第426条文提出申请，以确保在审判结束后，不会忽略受害者的福利。

“本署始终致力于独立、公正和诚信地展开检控工作，以确保伸张正义，并始终维护公众利益和受害者的权益。”

需获取补充信息

然而，杜苏基强调，检方在提出该申请时，必须在研讯程序中向法庭提交，593号法令第 426(1C) 条文所列出的全部条件。

“这是为了让法庭得以作出适当的命令，向受害者或受害者家属提供合理的赔偿金额。”

“为此，（检方）有必要获取一些补充信息，以满足这项要求。”

检察官有推动角色

根据《刑事程序法典》第426条文，一旦刑事案件中的被告被判有罪，法律就受害者赔偿机制设下明确框架，赋予检察官与法庭各自不同但相互衔接的权力与职责。

在检察官方面，法律赋予其主动推动赔偿程序的关键角色。

条文规定，检察官在被告定罪后，有权向法庭提出申请，要求法庭下令被告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这意味着，赔偿并非自动启动，而需由控方作出申请。

此外，检察官也可就诉讼费用的承担，与法庭协商并同意被告需支付的全部或部分金额，在费用分配上扮演一定的协调角色。

法庭可下达赔偿令

至于法庭，则在整个赔偿机制中拥有更为广泛且决定性的权力。

首先，在检察官提出申请后，法庭“应当”（hendaklah）下达赔偿令，要求被定罪者作出赔偿；若被告为未成年人，法庭亦可指示其父母或监护人承担相关款项。

换言之，一旦程序启动，法庭在原则上必须作出赔偿命令，而非纯属酌情决定。

在具体执行层面，法庭有权决定赔偿的范围与金额，涵盖受害者的人身伤害、名誉损失、收入损失以及财产损失等多个层面。为确保裁决合理，法庭亦可根据个案需要展开调查（Inkuiri），以厘清相关事实与损失情况。

此外，法庭在行使裁量权时，必须综合考量多项因素，包括罪行性质、受害者所承受的伤势与实际支出、财产及收入损失，以及被告的经济能力等，确保赔偿决定在法律与现实之间取得平衡。

不影响民事诉讼权

在执行细节方面，法庭亦负责指定赔偿金的收款人；若受害者死亡，则须将款项支付予其合法代表。

同时，法庭可决定赔偿金与诉讼费用的支付优先顺序；若未另作说明，一般原则上由诉讼费用优先受偿。

针对司法监督，若相关赔偿令由推事庭作出，当事人仍可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诉，由高庭法官进行复核，构成基本的二审保障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第426条文也明确规定，刑事法庭所下达的赔偿命令，并不影响受害者另行通过民事诉讼追讨损失的权利。

换言之，刑事赔偿仅属补救途径之一，受害者仍可在民事法庭寻求更全面的赔偿，包括追讨超出刑事赔偿范围或金额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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