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与文明（三）：现代生物医学的“知识隔都”
【无关养生】
财政部长上个月提呈2020年财政预算案，卫生部获得的拨款比2019年增加，但是否足够仍然有争议。对照新政府大选前的宣言《希望之书》，虽然此预算案拨款为所有新生儿注射肺炎疫苗，但离开兑现承诺依然遥远。
诚如首相所言，当初希盟大概并不认为会成为执政党 (1)，因此有些宣言承诺大概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如今成为政府，他们需要接受理想和现实的距离，然后一步一脚印慢慢改进国民的健康及医疗。
【无关养生】
财政部长上个月提呈2020年财政预算案，卫生部获得的拨款比2019年增加，但是否足够仍然有争议。对照新政府大选前的宣言《希望之书》，虽然此预算案拨款为所有新生儿注射肺炎疫苗，但离开兑现承诺依然遥远。
诚如首相所言，当初希盟大概并不认为会成为执政党 ，因此有些宣言承诺大概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如今成为政府，他们需要接受理想和现实的距离，然后一步一脚印慢慢改进国民的健康及医疗。
要怎样的医疗保健
身为人民，无论是健康照护提供者，或者是需要健康照护的病人及家属，还有监督卫生情服务的智库及评论员，我们其实也许比卫生部更需要反思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医疗保健服务。
对于个人来说，要求其实相对简单，就是要以最少的付费（最好是免费），获得最好及最快的治疗。对于公共医疗机构的健康照护提供者来说，要求也相对简单，那就是在最少官僚作业的情况之下，有最良好的医疗设施环境，可以提供用之不尽的治疗方案。但现实里的局限，导致这些都是不可能达到的梦想。
对于许多监督医疗作业的智库及评论人，要求一般上比较实际，耳熟能详的是要求政府拨出更多的拨款来提升医疗设施及医疗资源，及改革现今的医疗体系。
基本上，无论哪一方，大家都想要的是全民能够获得及时、可负担、亲民及高素质的医疗照护。当然不只是需要医疗服务的一方如此要求，提供医疗服务的一方当然也想要提供及时、可负担、亲民及高素质的医疗照护。
现代医疗典范转移
现代医疗这一百五十年来，尤其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科技层面上突飞猛进，已经成为庞大的产业，即所谓的医疗产业复合体。许多战争时期发展出来的尖端科技，被移植到医疗领域，确实在之后的三四十年光芒四射，造福不少之前列为绝症的病患。
廿世纪中叶后，现代医学大放异彩。随手拈来的便有抗生素、现代疫苗、手术技术、电脑断层医学造影、心脏血管支架介入、癌症疗法等等。许多新技术及药物的开发源自公共和慈善资金，用在赞助高等学府和研究员，以及私人界的药物及医疗设备业界。
这是现代医疗典范转移的年代，医疗界不再对许多疾病束手无策，医师的信心及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同时医疗行为也从病患家里或医生的私人诊所转移到现代人熟悉的医院。而出生及死亡，这两件每个人一生中必定需要经过的大事，也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迅速从家里及社区转入医院，由陌生的医疗人员接生或送终。
浮滥医疗恶果浮现
在种种因素之下，包括欧洲福利国及全民医疗照护概念的兴起，以及联合国人权宣言里把医疗照护定位于必要的保障，造成先进国的医疗支出迅速成长 ，在绝大多数国家成为继教育之后第二大的公共开销。发展中国家在这二三十年也追随先进国的脚步，医疗支出成为成长速度最快的公共及私人开支。
无可否认现代医疗在廿世纪中期到晚期，经历一段黄金时代，大大改善人的生活素质，也把很多人的死亡延后。然而物极必反，现代医疗已经成为会生金蛋的产业，在金钱挂帅的资本主义运作环境中，过度和浮滥医疗的恶果开始逐渐浮现出来 。
许多社会学家早在五十年前便开始批判现代医疗不知节制，造成无数医源性伤害，医学界本身当初信心满满的认为这些批判是无的放矢，但随着证据不断出现，医学界本身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反思的声音。
生物医学化约主义
现代医学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研究的方向以化约主义为主。简单的说就是为每一个病痛找出一个诊断，再寻求其生物学基础，然后研究及开发一个对等的药物或手术治疗。
这个面向在十九世纪末叶，细菌学说开始时的确大放异彩，即找出某个感染的肇因细菌，再开发对此细菌的抗生素。这种化约生物医学模式在面对胃溃疡时可说是登峰造极，因为发现绝大多数胃溃疡患者带有幽门螺旋菌，于是对付螺旋菌的抗生素成为胃溃疡的万能药，导致很少医师会反思为何只有大约一成的幽门螺旋菌带菌者会出现胃溃疡，也没有人太在乎胃溃疡的其他因素。
这种一个诊断、一个神奇魔术药物的观念，正在主导现代生物医学。从疗效让人惊叹的抗生素开始（如今抗药性细菌成为大灾难，暂时不在此讨论），到现代人如雷贯耳的文明四高（血压、血糖、血脂、体重），再加上如今成为社交媒体话题的精神压力，现代医学主要的模式依然是往生物因素寻找原因，再重复抗生素的模式，研究及开发寻找神奇药丸来控制种种健康问题。
病人的生活习俗和社会地位，以及生活环境对健康带来的影响，在生物医学模式里根本不再受到重视，这就是一些人大力批判的医疗化 。
将医疗问题社会化
孰不知，大量的历史研究以及数据显示，现代人类的预期寿命得以大幅度延长，最大的因素在于改善社会生活条件，以及扑灭绝对贫穷及匮乏。
随手拈来的例子包括现代厕所及下水道、乾淨饮用水、电流及冰箱、通风的住所、有保障的收入及工作、小孩及妇女的教育及识字程度的提升等等，这些通过政治手段及公民社会施压，用公共资源带来的社会改良，得以提升绝大多数人的健康。
也就是说，如果社会问题医疗化是现今医疗体系的一大问题，那么我们应该认真考虑重新将医疗问题社会化。当然现实里这不应该是一刀切的二分法，而是两者皆对健康有着莫大的影响。
今天我们担心的文明病，其实在弱势群体身上发生得最多、也最严重。医学界如今一头裁入人类基因组里，尝试寻找导致文明疾病的基因，因为这是廿一世纪最先进及最流行的生物医学。
但其实演化学及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人类生活环境才是最重要的推手，匮乏和平穷，尤其是不平等，是导致疾病和提早死亡极为重要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得用政治手段来有效改善的肇因。
弱势群体宛若被隔离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宽，要整个社会迈向更健康的状态，我们必须跳出只有卫生部才能增进人民健康的思维。要整体医治社会，主力不在于花多少来钱验血、扫描及吃药，而是提升弱势群体，乃至社会全体的生活条件及素质。
政府明年全面提供小学生免费早餐，就是值得鼓励的措施，纵然这不是卫生部的款项，但其实可以成为长期投资健康的良政。在偏远乡区，例如沙巴和砂拉越，提供自来水和电流，加上良好的道路及公共交通，应该会比提供更多的验血、扫描及医生得以更广泛及更有效的提升居民的健康程度。
英语Ghetto一词，现代主要用于形容城市里的贫困区域。我个人喜欢用“隔都”来翻译这个词汇，因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基本上是被无法看见的围牆隔离起来，他们的生活环境导致他们的健康也处于劣势。
在生物医学里打转的我们，往往看不到除了验血、扫描、吃药和看医生之外，还有其他同样有效及能够大幅度提升全民健康的措施。这种现代常态的专业但狭隘的治学模式，导致生物医学看不到其他领域的知识。
我们其实也是把我们自己封锁在个别的“知识隔都”里，错过跨学界及跨专业合作所带来的事半功倍效应，这大概是现代文明过度专业化的悲哀。
翁诗钻毕业于马大医学系，和死神拔河第二十三个年头，深感生命朝夕无常，对医学没有幻想，只能脚踏实地赚一份薪水。但愿以后墓志铭上刻的是——一个曾经医治过人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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