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踏足刘特佐住所”，纳吉称1MDB高层才是共谋

下午2点03分更新

一马公司案抗辩程序进入第二天，前首相纳吉供称，他从未踏足在逃商人刘特佐位于吉隆坡起平路的住所。

纳吉今日出庭抗辩时指出，反观一马公司多名前管理层承认曾到访刘特佐的住所，因此被视为是参与一马公司不当行为的共谋。

他指出，此案关键证人，比如一马公司前执行长沙鲁（Shahrol Azral Ibrahim Halmi）从未向他核实，刘特佐是否按照他的指示发出某些邮件和讨论要点。

纳吉也质疑控方其他证人的证词，包括前一马公司执行长莫哈末哈金（Mohd Hazem Abdul Rahman）、前法律顾问吕爱霜，、前财务长阿兹米塔希（Azmi Tahir）以及他本身的前特别官员安哈里（Amhari Efendi Nazaruddin）。

“（我要）郑重声明，我从未踏足刘特佐的住处，也不知道他在起平路（Jalan Kia Peng）的住所，但一马公司管理层的多名控方证人，沙鲁、吕爱霜、阿兹米和莫哈末哈金，包括我的前任官员安哈里都曾频繁到访他的住所。”

“这充分说明了这些人与刘特佐合谋。”

不知证人的“分离工作”指控

纳吉也否认沙鲁声称在其位于吉隆坡大使朗格路（Jalan Langgak Duta）住家见到刘特佐的证词时，也不知晓证人所谓的一马公司存在“分离工作”（work in silo）说法。

纳吉说，若一马公司真的存在这种工作环境，他绝不会容忍。

“保密会助长任何机构的腐败及欺诈行为。此外，根据控方证人的证词，很明显一马公司并未真正实行所谓的‘分离工作’模式。”

“相反，证人证词显示，有个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协调犯罪计划。像沙鲁、吕爱霜、阿兹米塔希和哈金这样的控方证人，经常在同一笔交易中合作，尽管他们声称是各自独立工作的。”

“这表明，他们之间存在有意且协作的努力，完全与所谓的独立、分离工作模式的说法相矛盾。”

“我重申，沙鲁的说法毫无依据，他以及其他一马公司官员的行为表明，这是一项由刘特佐单独策划的协调计划，而我对此毫不知情，也未参与其中。”

纳吉表示，从未向刘特佐传达任何指示，也没有让刘特佐转达给沙鲁和一马公司管理层的其他成员，并对刘特佐代表他行事的说法一无所知。

“这些论点完全是由刘特佐的合谋者炮制出来，以用来向上述人员传达统一指示。我显然从未见过这些论点，如果我当时看到这些内容，刘特佐的误导言论就会被我识破。”

“但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些论点可能遭用来让一些董事会成员或整个董事会相信，我批准了这些论点。”

“对于沙鲁、安哈里、哈金、阿兹米塔和吕爱霜来说，将责任推到我身上是很容易的，因为这种叙述可以让他们免于为自己在知情、故意并有意识地代表刘特佐执行的犯罪活动承担责任。”

针对安哈里声称“分离工作”模式是从首相办公室的做法延续而来的说法，纳吉说，首相办公室内并不存在这样的结构概念。

他解释，办公室的高层运作需要时，会向指定的个人下达具体指示，而这种做法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必要，因为敏感信息需要适当地分离，以维护安全。

“当我下达具体指示时，这些指示是针对特定个人的，这并不构成‘分离工作’模式，而是保护首相工作机密和完整的标准协议。”

“正如安哈里在交叉询问中确认的那样，首相办公室的这种环境并没有任何‘阴谋’之处。这种做法确保了对关键事项的安全处理，并符合限制信息访问以维护敏感信息的机密原则。”

纳吉出庭抗辩

10月30日，吉隆坡高庭裁定纳吉在一马公司案的25项控罪全数表面成立，须出庭抗辩。

这25项控罪包括4项滥权及21项洗钱罪名，案情涉及一马公司被挪用的的22亿7000万令吉。

纳吉此前已在SRC刑事案罪成，目前正在监狱服刑。他原先的刑期为12年监禁，惟后来获特赦局减刑至6年，罚款也从2亿1000万令吉减少至5000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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