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案：纳吉结案陈词前言全译

被告的前言

提控政治人物与政治提控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显而易见，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无法区分。我希望在书面陈词结束时，大家能够把这两者区分出来。

想象一下，若一名公职人员从其离岸账户收到1亿令吉，又或者，一名仅靠薪水过活的公职人员在拍卖会上拍下一幅毕加索的画作？如果一名公职人员公然违抗国家元首的谕令，会发生什么事？或者，一名公职人员仅凭一则黑莓短讯（BBM message），转移7亿美元到一个未经核实的账户？如果这名公职人员再转移3亿3000万美元到同一个未经核实的账户，又会如何？假设一名公职人员在24小时内签发了16亿美元的款项，却不知道这笔钱的用途？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一名公职人员隐瞒了这16亿美元的下落。或者，当他们未经事先授权地转移了1亿7500万美元。又或者，他们收到一笔20万美元的“贷款”，以及另外80万美元的款项到他们的离岸公司银行账户。

那位公职人员是谁？你认为他们会面对什么后果？那个公职人员不是我。那些公职人员面对什么后果了？什么也没有，因为他们是本案出庭指证我的证人。

你认为，他们的证词会有怎样的待遇？答案是：纯净、百分之百可信。

拍得毕加索画作，同时收到1亿令吉的人是一马公司的律师吕爱霜（Jasmine）。违抗国家元首并转移7亿美元，接着再转移3亿3000万美元给刘特佐的人，是一马公司执行长沙鲁（Shahrol）。一马公司后来的执行长哈金（Hazem）向一家空壳公司发放了1亿7500万美元。讽刺的是，一马公司财务长阿兹米（Azmi）是将一马公司的16亿美元资金转移的人。收到刘特佐总计100万美元“贷款”的公职人员，是本身的官员安哈里（Amhari）。他们都被视为可信的证人，出庭指证我，而且没有任何自保的个人动机。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有如此明显的揭露，和经证实的不当行为，他们都没有被提控。仿佛违法无需负上任何后果。

除此之外，这些公职人员也承认通过非正式渠道，执行了刘特佐的秘密计划和谈话要点，而后删除了大部分这些信息。在法庭上，他们坚称所有来自刘特佐的指示都源于我，并将他们犯下的一切不当行为归咎于我的所谓指示。

尽管他们违抗董事会的指示，做出未经授权的决定，支付数十亿的未经授权款项，并接受非法回报，法庭仍找不到任何理由来质疑他们或他们作为证人的可信度。只要他们能出庭指证我，他们所说的、承认的、甚至一切行为，无论多么可疑、令人震惊或不可思议，都不影响他们的可信度。

任何人在阅读这份陈词后，应该会清楚地发现，他们获选为控方证人，并不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愿意说什么。同样清楚的是，控方没有传召辩方证人，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话要说，而是因为他们会说的内容。

我被提控，较后必须为所谓执行文件而出庭自辩，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但这些文件从来没有呈堂。不，这些文件并没有遗失；仅仅是因为证人说了有，自动地，我就执行了它们。控方后来承认这些文件不存在，但这并不重要，只要控方证人说“有”，它就存在。

此外，我甚至被控遵照国家元首的意愿和内阁的指示，向内阁提呈备忘录，寻求批准联邦政府给登嘉楼投资局（TIA）当担保。是的，我被控滥用公职，只因履行了时任首相阿都拉及其内阁所指示的官方职责。

在另一起案件中，控方甚至仅仅因为我批准了董事会先前的决议，就提控我。根据《公司法令》，我有法定责任给予这些批准。

这份陈词也会揭示，我对沙地捐款的信念并非凭空捏造。当局找到的SWIFT记录显示，汇款进入我Ambank账户的，是沙地财政部，该笔汇款经由沙地阿拉伯中央银行沙地阿拉伯货币局（SAMA）处理。

反贪会的几个官员也证实，他们2015年11月到利雅得调查时，沙地王室成员证实了沙地国王阿都拉承诺的政治捐款，以及我所收到的四封捐款信真实不虚，还有汇入我账户的是捐款。

我的行为与我的信念一致，即汇入的资金是沙地国王阿都拉所承诺的捐款。跟那些出庭指证我的控方证人不同，我没有任何离岸账户。与吕爱霜或安哈里不同，我没有通过离岸空壳公司开设任何银行账户；相反，我在本国一家本地银行，以我自己的名字开设了一个银行账户。甚至国家银行总裁洁蒂（Zeti）也立即获知该账户的用途：接收来自沙地阿拉伯的捐款。

这份陈词也会展示，这些捐款是如何花费的；具体来说，它们用于政治和社会福利目的。所有款项都通过支票支付，每一分钱都有记录和说明。我收到的资金并没有用于购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画作或豪华房产。

令人震惊的是，尽管媒体大肆炒作6亿8100万美元的事情，但这笔钱根本未能追溯至一马公司。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我实际上向来源账户退还了6亿2000万美元，因为这些钱没有用到。在退还未用捐款之前，我写信给国家银行总裁洁蒂，寻求国家银行的批准。我可能是唯一把自己辛辛苦苦拿到的所谓贿赂归还的“腐败的政治人物或洗钱嫌疑人”，也可能是史上第一个向国家银行总裁通报自己“不义之财”的人。

此外，仔细评估所有证据将表明，控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传闻证据（hearsay evidence），而我的律师强烈反对这些证据。我被告知，控方甚至没有满足接纳不公正（prejudicial）传闻证据的基本先决条件；他们没有说明任何寻找刘特佐、聂菲沙（Nik Faisal，SRC公司前执行长）或倪崇兴（Terrence Geh，译音，一马公司前财务长）的尝试。从记录来看，反贪会在要求法庭裁定他们无法找到这些人之前，根本没有提及任何的寻找尝试。

每当涉及我的时候，控方就豁免于严格的证据规则。我的律师告诉我，在许多其他裁决中，包括最高法院和法官的裁决，控方必须严格满足证明例外情况的先决条件，才能允许不可采纳的传闻证据纳入审判。

然而，控方在毫不费吹灰之力就享有宽容的情况，实在令人不安。该例外几乎是自动适用的。控方正在享受自身失败的益处；他们甚至没有尝试追踪证人，却得到法庭的自动认可，说这些证人无法找到。

传闻证词获准采纳的原因很清楚：即是为了证实刘特佐、拿督阿茲林（Dato’ Azlin）或聂菲沙等人的传闻证词为真，即指示或指引源于我。同时，我从未有机会在法庭上挑战他们的断言，而控方却在暗示，包括前所未闻的共同刑事责任，如镜像理论（mirror image theory），即从法律而言，我是某些人行为的根源。我们，包括控方在内都不知道确切支持这一点的法律依据，或即便真有这样的法律基础，它是否适用。

我独自为他人的不当行为而被控，这样的事实说明我官司的真相。显然，其他人能免于坐上被告席，反之得以出庭在证人席上指证我。

此外，刑事诉讼的每项指控都应该只涉及单一的所谓罪行。为什么？因为它清楚地告诉被告：这是你被控做过的事情、时间以及方式。没有这种清晰度，就不可能有公平的控辩；剩下的只有混乱。本国的最高法院从未容忍这种控状的起草方式，但对我来说，控方屡屡通过误读案例来要求法庭来一再扭曲这些规则。每项指控都跟其他指控混杂一起，迫使我陷入一场猜谜游戏。

当控罪本身漂移不定，我该如何准备辩护？我应该为单一行为辩护，还是四个？为一个决定辩护，还是一连串的决定？为单一角色辩护，还是我担任过的每个角色？这些指控有误导和偏见元素。如果允许这种欺诈情况，则任何人，无论是首相还是普通公民都不能确定自己所面对的指控。连指控都无法确定，则不可能有正义。

此外，谁又能忘记时任全国总警长弗兹（Fuzi）的证词，他在本法庭作证说，时任首相马哈迪两次传召他，施压加快调查并尽快提出指控？这难道不是政治干预调查和检控程序的赤裸裸的例子吗？公平调查和检控，难道不是自然正义的组成部分？宪法赋予每位公民这样的权利，无论地位如何。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这项权利，法庭难道不是寻求正义和补救的唯一场所吗？

身为前首相，我没有要求豁免权，事情远非如此，我只是寻求平等，跟其他面对司法审讯的人一样，获得平等对待的权利。

法官大人，我谨记我们前联邦首席大法官苏菲安哈欣（Suffian Hashim）曾经警告，当法庭屈服于掌权者时，它就会失去理应服务的人民的信任。历史证明他的话是对的。因此，法官大人，您的裁决必将超越我；它将定义这个国家所维护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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