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展延调高最低薪资，社党冀别再喊“狼来了”
社会主义党抗议政府暂缓执行中小微企业调高最低薪资，提醒不能为了让企业维持低劳工成本而让工人继续贫穷，呼吁政府提供目标式援助，帮助企业完成过渡。
社党署理主席阿鲁仄万（S. Arutchelvan）今天发文告表示，每当最低薪资调高时，都会听到老生常谈的论调。
他说，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MEF）等雇主协会将警告这将增加雇主负担，甚或迫使企业迁出；中小企业则警告薪资调涨将迫使许多小企业倒闭；第三，行动党峇眼国会议员林冠英则主张最低薪资应只适用于马来西亚员工，并应排除移工。
他提醒，马来西亚早多次提高最低工资，而每次大家都会听到企业将倒闭、中小企业将关闭以及雇主将撤离大马的说法。
社会主义党抗议政府暂缓执行中小微企业调高最低薪资，提醒不能为了让企业维持低劳工成本而让工人继续贫穷，呼吁政府提供目标式援助，帮助企业完成过渡。
社党署理主席阿鲁仄万（S. Arutchelvan）今天发文告表示，每当最低薪资调高时，都会听到老生常谈的论调。
他说，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MEF）等雇主协会将警告这将增加雇主负担，甚或迫使企业迁出；中小企业则警告薪资调涨将迫使许多小企业倒闭；第三，行动党峇眼国会议员林冠英则主张最低薪资应只适用于马来西亚员工，并应排除移工。
他提醒，马来西亚早多次提高最低工资，而每次大家都会听到企业将倒闭、中小企业将关闭以及雇主将撤离大马的说法。
“然而，这些可怕的预测一次又一次没有成为现实。”
阿鲁仄万指，当劳工成本增加时，企业确实面对实际挑战，但当生活成本上涨时，工人同样面对实际挑战，食物、住房、交通、医疗和教育都需要花钱。
“当雇主坚持薪资必须保持低水平时，不能指望工人吸收生活成本的每一次上涨。”
“每当工资上涨时，工人还要多少次听到‘企业将倒闭’的论调？这正成为又一个‘狼来了’的故事。”
“经济不能建立在工人必须保持廉价，以让企业能够生存的假设之上。”
调高薪资不应排除移工
针对林冠英呼吁根据国籍给予不同的薪资待遇，阿鲁仄万认为，这同样存在严重问题。
“如果移工被排除在最低薪资之外，或在从事相同工作时获得更低工资，雇主将明显有动力雇用更廉价的劳工。当商界团体同时呼吁扩大移工准入时，这尤其危险。”
“其后果可能是竞相压低薪资，即马来西亚工人与移工被推入竞争，看谁愿意接受最低的薪资。”
阿鲁仄万提醒，这并不能保护马来西亚，反之，它削弱了所有工人的议价能力。
“工人不应该因为国籍而被分化，然后被迫相互竞争廉价工资。”
应能有尊严地生活
阿鲁仄万表示，社党一贯主张，工人不应只是获得法定最低薪资，反之，工人应获得维生工资，一种能够让他们及其家人有尊严地生活的工资。
他承认，一些关键领域和真正脆弱的企业，在调整至更高的最低薪资时可能面对困难。
“但有个解决方案，答案不能是让工人继续贫穷，以便企业能够维持低劳工成本。”
“如果一个关键领域确实无法负担新的工资水平，政府应该提供目标式援助，帮助该领域完成过渡。”
他强调，政府可以在不压低工资的情况下支持雇主，而政府早通过渐进式薪资政策向同意提高工人薪资的公司提供财政支持，这证明政府能够提供这类财政支持。
“同样的原则可以应用于更高最低工资的落实。帮助真正脆弱的领域进行调整。在有需要的地方提供目标式援助。”
“更重要的是，确保公共资金被用于支持更高的工资，而不是补贴那些继续支付贫困工资的雇主。没有理由让调整的负担完全落在工人身上。”
呼吁维护工人福祉
阿鲁仄万提醒，工人不能继续成为经济中最廉价的组成部分。
他说，数十年来，马来西亚高度依赖相对廉价的劳工，而全职工作员工不应该仅仅因为雇主说负担不起合理工资，就继续处于贫困状态。
“工人不是需要被压低成本的开支，他们是创造国家财富的劳动者。”
“因此，最低薪资的争论不应该被简化为雇主是否有能力支付更多工资。”
“工人应获得维生工资。而当真正重要的领域需要援助以落实更高工资时，政府应该提供目标式支持，而非要求工人继续通过贫困工资补贴企业。”
“每当工人要求更好的工资时，别再喊狼来了。马来西亚需要一个也能为工人谋福祉的经济体系。”
今日较早前，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发文告表示，鉴于中小微型企业正面对营运成本压力及经济挑战，内阁同意让该领域暂缓执行即将来临的最低薪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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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高最低薪资看似仁政，但在缺乏新血注入（生产力突破与就业激增）的当下，这本质上是一场存量博弈的零和游戏。 从经济逻辑看，当蛋糕没有做大，强行要求雇主加薪，必然触发工资-价格螺旋即老板为了填补成本缺口只能加价，最终导致涨薪15%，通胀25%的购买力缩水。更残酷的是，为了维持利润，企业有可能会通过优化来裁员——原本10个人的活由8个人干，剩下的2个人则被甩出系统。 在AI与机器人技术快速迭代的今天，这个矛盾将被极端放大。 面对又贵又难管的人力成本，企业老板会加速引进自动化设备来取代低端劳动力。这不仅让弱者失去被剥削的资格，更会触发一个致命的死循环：工厂利用机器人实现了高效生产，但被裁减的国民因为失去收入而无法消费。当没有人买得起产品时，再高效的工厂最终也只能倒闭。 这也正是最危险的信号当弱者连被剥削的资格都失去，而物价又高不可攀时，社会成本会以治安恶化的形式重新转嫁给每一个人。 只有当就业机会真正激增、蛋糕做大时，调薪才是为能量注血；否则，在生产力停滞的今天，强行抽血补血只会让系统加速崩溃。别忘了，运送这块蛋糕的还是一台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抛锚的经济老爷车。如果政府只会在分蛋糕的比例上玩数字游戏，却不去修车（改善经商环境）和做大蛋糕，那么这场加薪闹剧最终将演变成一场没有赢家的全民灾难。 如果在上述企业裁员、大量使用机器人的问题导致治安问题增加，这个结果一旦真的出现，那这项计划，最终没有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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